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强调指出，我们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政治领域和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中遇到了阻塞机制。我（和其他许多哲学家一样）确信，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也有阻塞机制。为了消除这些机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弄清楚这些机制是什么。我认为，最大的阻塞机制存在于哲学与政治关系的领域中。众所周知，马列主义的所有政治方针都是以哲学为依据的。我国在完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时的情形就是这样。那时，政治问题的解决就是建立在对现实实践进行深刻哲学思考的基础上的。但是以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论证政治原则和政治决议成了哲学的主要任务，结果形成了这样一种解决政治与哲学的关系的方式，即把哲学变成了政治的奴仆，尽管看上去是高高在上的奴仆，然而终究只是奴仆。这就是我们哲学发展的阻塞机制。至于克服这种阻塞机制，改革哲学对政治和现实生活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在理论上超越那些已通过的政治决议，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并在这种概括的基础上采取比先前的决议前进一步的其他决议。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不应当按照“苏共二十七大关于……”这样的模式来确定我们的研究课题和拟定将来的理论研究，而应着眼于下届代表大会，对二十七大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已经产生的、正在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问题给予深刻分析，也就是说，今天就应当提出和研究二十八大将在政治决议中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
现在谈谈我们工作中的其他缺点。首先是极其肤浅地描述社会主义的真实发展，不愿意或者不善于研究它的本质的内在的矛盾。在许多社会科学家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所建设的社会主义的这一或那一外部表现和特点，往往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此相适应则把外部矛盾看成是内在矛盾。这样一来，克服我国特有的，由我国历史、社会阶级结构和民族结构的特点引起的那些具体历史矛盾的任务，便被看作是这样一种任务，即解决这些任务就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比如，所有制形式即国家所有制和集体农庄合作制之间的矛盾便被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矛盾，因此，克服这一矛盾便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实际上这一矛盾仅仅是一种特殊矛盾，而非社会主义的本质矛盾。
（黄裕生 摘译 泽林 校）
Л.Я.斯莫梁科夫（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关于知识分子在当前哲学改造中的社会作用问题
今天，时代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即解放思想，克服意识的模式化。指导我们活动的应是服务观念而不是仆从观念。这意味着：勇于提出新观念和新观点，而不是咀嚼现成的指示和决议，以便对它们作出“哲学上的”论证。今天，要想做一个哲学家，就意味着不是做一个追随者，而是做一个勇于作出自己的理论结论并准备捍卫这一结论的研究者。他不应受与自己思想格格不入的那些权威思想的束缚。
我欣赏A.И.乌约莫夫的讽刺说法：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引文神化了，就像信徒把经文神化一样。我要说，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大批目空一切的“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指出，尽管第一个思想家是神甫，但并不是说所有的思想家都应成为神甫。我们这里的某些哲学家就不能摆脱这种神甫职能吗？！诚然，他们不像神甫那样，他们服务的是另一个上帝。这里我们应记起耶稣的话：“并非所有称我为天父的人都能进天堂。”
我们对哲学与生活联系问题的关注，来源于这样一个认识：哲学不应把社会只看成是认识的客体。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就自己的使命来说应当随时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去并成为其基础、结果和内在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