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哲学大纲来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杜绝自然哲学的再次抬头。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划分应该更加严格。现在，哲学有些不适当地把解决具体问题的思辨方法强加给科学。这时，“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在哪里”的问题就变了形，就会听到自然科学家庄重的声音：“请不要干扰！”但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同时还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哲学是否过于注重科学了。这并不是说，哲学应该少依靠点科学。哲学依靠科学资料，原则上说不可能过分。这里所说的是另一种情况。人认识现实有多种形式，但以科学（文化、道德等）最为重要。科学面向作为价值的真理，应该尊重科学——对此并无争议。不仅要教育科学工作者，而且要教育每个人尊重科学。同时，指出如下一点也很重要：与真相比，同样重要的还有调节行为的诸多因素，如善、美、义务、良知、诚实等。因此，作为文化之集大成者的哲学应该具有更为广泛的宗旨。强调一些价值而贬低另一些价值，在教育过程中会造成消极影响。我们在攻读哲学的大学毕业生中还能见到不道德的高智能者，不正因为如此吗？为了达到教育新人的目的，要求更为广泛的文化基础。
教学大纲中，关于辩证法规律和范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传统论点需要更加具体化。我们至今还不能贯彻列宁的这一思想，即每一位专家都要通过自身活动领域的材料接受马克思主义。而这确实是形成世界观的有效途径。当每一位专家都看到了作为其活动领域的方法论原则的哲学论点如何起作用的时候，关于哲学重要性的训诫之词便成为不必要的了。在这方面，特别应该强调从事各种活动的专家形成方法论修养的重要性。哲学要求专家们从自己的科学兴趣出发总揽广泛的跨学科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知识和人的全部活动领域的分化，关系系统的复杂化，使所有人都需要方法论。我们确已进入了系统论和方法论时代。一个专家在社会阶梯上站得愈高，他不得不承担的责任就愈大。一个专家方法论修养水平愈低，他发现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和矛盾的能力就愈差。因此，在现代条件下，一个专家的方法论修养的高低，应当和他所在岗位的高低成正比。
有时也可以听到有人责备很多哲学著作侈谈方法论，把这说成是哲学脱离生活。无疑，这样的例子是有的。但总体说来，我们很难同意这种责备。因为，我们的许多观点，尤其是社会发展观点软弱无力，其根源在于对这些观点的方法论研究水平不高。因此，方法论问题的研究目前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专家们的方法论修养乃是发挥人的因素的最有力手段。
哲学大纲应该是现代化的，就是说，它要考虑到科学成就和社会实践，应鼓励人们以创造性的方法对待被讨论的问题。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方式。对此我们有点淡忘了。如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那么我们去做什么？岂不是仅仅解释一下他们的言论就行了？显然，应该更加冷静地对待权威。须知，在任何情况下，科学观点的主要论据是它是否符合实践，而不是引用权威的语录。对此，恐怕谁都不会反对。但只要事情触及新思想的提出，情况就变了。如果我们仍追求我们哲学的科学性，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教条主义、陈旧的思维范式还是很强的。须知真理是一个过程，因此，大纲应清楚无误地以探索真理为目标。我们应该宽容大度地对待不同的观点，但不能容忍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垄断发言权。忽略这一点，就可能以唯意志论的指令而不是说理的方法压制争论。不能把唯意志论同创造性的思想发展混为一谈。在论争中，我们还是多探索真理，少一点自以为是吧。
为了使哲学教学改革成为现实，应该允许那些能当此任的科学中心制订可供选择的哲学大纲，以备今后某些高等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加以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