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把现实的和今天活着的人的利益和要求放在首位。看来在这种条件下再不会有“左”的教条主义轮番地伤害健全理性和进行各种社会神秘主义说教的土壤了。然而，我们今天开始赖以生活的一切，民主、合理性的标准，全人类的道德和善与仁爱的原则，却又一次（不知是第几次了）遭到了十分疯狂的进攻。今天的激进派打着与“陈腐观念”、“小资产阶级作风”、“知识分子习气”和“吹毛求疵做法”作斗争的幌子，再次涌上政治舞台，力图重新夺回驱赶人和支配人的劳动成果的权力。
毋庸置疑，假如1988年春天，即当舆论关注的中心还在H.安德烈耶娃的宣言的时候，我们不局限于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而是继续前进，开始就斯大林之类的“左”倾分子蛊惑人心的幻想给我国、给大地、给自然、给人们的道德和心理带来何种损害进行实质性的讨论，并揭露所有这些“共产主义长子继承权”的献身者们的本质及人性的本质，假如我们做了这件事，那么改革胜利的思想保证恐怕就会大些。然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
大放厥词的勇士们又披上了刀枪不入的教条主义甲胄，他们觉得自己是责难十九次党代会的英雄，因为大会只字不谈“我国的共产主义前景”，而只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民主和公开性以及解决食品供应问题上。
而我们仍然沉默不语，观望等待，又一次容忍了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人们在听这些东西，而我们这些健全理性的拥护者对此却听之任之。是时候了，每一个了解事情的本质和问题重要性的人都应当理直气壮地说，给那些想让人民生活得好些、让我们的子女吃得好些、让孩子的母亲少排一会儿队、让他们的父亲少喝点酒并让我们那些饥饿的母牛不再向全世界哀号的人抹黑是不道德的。
假如社会主义革命的“头生子”苏联始终不能成为文明民主的国家，生活、生产、技术装备程度和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还达不到当代世界的中等水平，那么“共产主义”这个概念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工人阶级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的根本利益，就是让我国保留被共产主义幻想破坏了的农村，使我们能继续用我国异乎寻常的经营不善和蹩脚的工作令人类惊诧？
我不认为本文的宗旨是要揭露安德烈耶娃宣言的一切方法论错误和研究她的仇恨人类的观点（我看是这样）的各个方面。例如，我找不到其他语言来评价这种用阶级斗争来为剥夺富农的必要性辩护的企图，这是为斯大林蓄谋杀人的行为辩护，他杀了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农民子女，更不用说他们那些在西伯利亚的林海雪原里死去的成年父母了。
今天讲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对这些显然虚假的思想和暴力方法进行如此大肆宣传的本质和动机问题，谈谈我们对仍然存在于我们身边并随时准备反攻倒算的谬论所持的幼稚的和消极的态度。
我们对教条主义没有抵抗力，也不能作出高级的自卫反应，而教条主义则经常注意人们的生活，随时准备牺牲他们的幸福和利益，只要他们敢于称作“我国共产主义前景”的东西能保留下来就行。人们认为，从经典著作中引证的某句话，比与之相悖的实践，比与之不符的几百、几千件事实，具有更大的真理性，这种情况能说是正常的吗？要知道，斯大林主义就是从这类对教条的盲目崇拜和缺乏正当怀疑的环境中滋生起来的。
当然，可以提出许多导致对谬论失去抵抗力的客观原因。
遗憾的是，最有代表性的是被准许进入一般概念殿堂的年轻人土里土气的狂热，他们丧失了普通人的健全理性，又始终没有真正学者的怀疑精神。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坐而论道，谈什么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谈社会主义如何向共产主义转变，谈所谓一般共产主义因素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不愿难为自己去研究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