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劳动的全盘社会化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的学说本身，并不会导致“左”倾急躁病，更不会导致使用暴力。这里一切都依赖于在新的基础上从事国民经济改造工作的人的智慧、健全理性和责任感。但是毕竟缺乏起码的知识，即不知道如何和通过什么形式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因此有导致仓促上马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有关未来的一切就成了无法证明的和无法确定的东西了。因为很难一下子讲出，在向既定目标前进时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谁是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谁是居心叵测，一心想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草菅人命。而且在我们俄国的条件下，即在长期不计后果、不讲功利的情况下，这就更难讲清楚了。
很清楚，在涉及未来，即涉及无从验证的事物的观念领域时，一个极端主义者是最容易混下去的。但如何使其原形毕露并得到揭露呢？
关于当代“左”倾教条主义，关于当前用“左”的词句搞投机的情况，一直没有进行严肃的学术讨论。我们至今还不习惯于批评“自己的”“左”倾极端主义。正因为如此，在我国的历史画卷中，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几次“左”倾冒进才始终是个“空白点”。
这甚至令人感到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曾因喜欢幻想所谓非经济的特殊发展标准的人和幻想所谓独特的共产主义前进速度的人，而吃这么多的苦头。
看来，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对十月革命这样深刻的伟大革命，在很长时间内都应当感到满足了。看来，列宁在我们的革命虚荣心和俄国薄弱的经济能力之间寻求妥协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十分认真”的肯定。死了那么多人，流了那么多血，损失惨重，满目疮痍。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已经享受到了革命的实际利益：消灭了文盲、扩大了社会保障、发展并加强了学术机构，生活已经走上正轨。然而，列宁逝世仅只一年，托洛茨基就急不可耐地想要报复，想要震惊世界。他写道：“战前时期，我国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6%～7%。应当承认，这个增长率还是相当高的。但是和现在工业的年增长率40%～50%比较起来，则是根本不值一提的。”1924～1925年工业生产增长48%，看来这应当使这位急不可耐的革命家满意了，然而托洛茨基对此还感到不过瘾。
再举一个较近时期的例子。1953年9月，党中央全会承认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彻底失败。命令主义和对农民进行政治强迫的政策使农村完全失去了活力，党放弃了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的政策。现实主义取得的成果是明显的：我国农业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想震惊世界，想尽快出现“历史的节日”的**又占了上风。农村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向“理想”和“纯粹的共产主义”加速挺进，取消了“平淡无奇的”家庭副业；随之也就没有平淡无奇的奶和肉了，到1963年前，就连“平淡无奇”的面包也没有了。
1965年3月和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议宣布了新的方针，没过三年，又涌现出一批为“纯粹社会主义”而斗争、反对经济标准和经济方法的勇猛斗士。他们向人们担保，只有“一般的共产主义因素的自身发展”不受干扰，只有集体农庄和合作社所有制不停地向全民所有制运动，才能使我们攀上富裕的顶峰。同时，这些“斗士”似乎并没有看见，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觉悟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而营私舞弊和渎职罪却以俄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跃进速度在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