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老近卫军创造了这样一种政治机制和绝对独裁这个武器，以致后来斯大林能利用它谋其一己之私利，首先是用于消灭那些能看清他的人，乃至那些仅仅比他稍有头脑的人。归根结底，正是老近卫军尚在列宁在世时，就心甘情愿地把革命赢得的至高权力，亲手交给了斯大林。后来，即在1924年以后，也正是老近卫军急不可耐的“左”倾情绪，将国家推向了后来变成民族悲剧的大跃进。事情就是这样，既不用夸大，也无须缩小。
当然，在那些当时站在指挥位置并积极参与制定党的政策的人们中间，谁也不会想到，事件的发展会具有这种性质。他们的动机是力图战胜邪恶，清除导致革命和引起工人阶级反抗的俄国旧秩序。在他们看来，至恶者莫过于欧洲资产阶级策动的大屠杀，而对新的、由他们自己的行为导致的恶，却毫无抗拒的准备。稍后，革命的悲惨的一面即已展现在他们眼前，因此老布尔什维克们的罪过是下意识的。至少我们必须明确分清不善于预见其决定之后果的革命家的错误，和利用政治斗争以实现其天生野心的极端分子的罪行。
在我们经历过的事情里，不仅应当看到某些人的弱点，还应看到预见革命的第二位的和第三位的后果以及革命的悲剧成分的难处。从我们经历过的事情看，错误首先在于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脆弱无力。这里也有全部人类生存的某种根本思想：千万人的年华、技能和才干是创造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所必不可少的，然而获得权力的小人，单凭鼠窃狗盗和阴谋诡计，就足以把这种劳动创造的一切化为灰烬。
斯大林主义对我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教训。然而是这样的教训，即我们对那些想青史留名的人，对那些用不负责任的决定和急功近利的做法骗人的人，对那些认为通过破坏可以使我们生活轻松的人，必须提高警惕。而为了保持警惕，则首先必须研究作为“左”倾激进主义变种的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主义是从“左”的社会思潮中产生的，因此我们必须首先研究“左”倾激进主义的本性，找出其弱点。正如现在我们所知道的，这些弱点在各种不利的情况下凑到一块儿时，就会变成一场灾难。至少，在谈到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时应当从分析党的组织原则及其信念和章程开始，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些东西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人崇拜的滋生。
当然，忠君思想、宗法制的残余、文化落后和满脸胡子的庄稼汉目不识丁，这一切都有助于斯大林专制的最终确立。不过这更像土壤，而种子却是在另一块“左”的田地里培育出来的。一个农民绝不会自己踏入20世纪30年代。宗法制的情绪和宗法制的愚昧本身不会导致任何革命。这些东西可能形成四处劫掠的匪帮，或是在另一种情况下，充当巩固对沙皇、上帝或私有制的信仰的肥沃土壤。
再说，宗法制的落后性的祸害，丝毫也不能减轻“左”倾革命知识分子对其抉择所造成的恶果应负的责任。恰恰相反，我国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越低，革命知识分子越应慎重思考，小心从事。
我想，当我们说斯大林主义是“左”倾急躁性和“左”倾极端主义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权嫁祸于络腮胡子的农民。他们与此毫不相干。
不是他们这些来自农村的人，而是那些出生于城市的人，即革命的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才是我们大跃进的倡导者。早在斯大林获胜（1929）之前许久，即早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有人基于革命唤起的热情浪潮，试图立刻马不停蹄地从资本主义的俄国迅速一跃而进入共产主义的俄国。我们不会丧失健全的理性。一个农民，一个乡下人，不可能有这些知识分子才能有的幻觉和空想。须知，若要进行虚构和幻想，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充裕的空闲时间。众所周知，农民实际上没有空闲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