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功名利禄就完全不同了，这种功名当然和风险连在一起。但这个行当能使人出人头地，引人注目，使人摆脱因无能而带来的种种缺陷，而有可能获得统治人民的无上权力。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动机，这种出人头地和引人注目的欲望，使托洛茨基投身革命，因为他是喜欢沽名钓誉的俄国革命者中最为好大喜功的一个。不过他自己并不隐瞒这些动机。在他的自白《我的一生》中，透露了他的革命积极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本性：至少也要当一个无产阶级世界的革命领袖，否则他是不干的。
无须证明，此类人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神秘化，给它加上宗教的救世说色彩，将其变成关于伟大事业的学说。革命目的愈宏伟壮丽，愈遥远模糊，这类革命者就会愈加感到信心十足，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干的事愈多，自我表现的机会也愈多，愈能满足其虚荣心。
这些革命家需要的是预言家马克思及其远见。他们只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思想中汲取一种关于革命的历史悲剧的学说，通过这些历史悲剧，进步的精神在血海中发展，使之成为关于不可避免的世界命运的学说，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
那些幻想新的世界大难发生，像革命诗人兼学者A.加斯杰夫那样等待新的救世主、“奇迹和惨祸的使者”降临的人们，难道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别种理解吗？他们力求出现“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那时，“白天笼罩着夜的可怕阴影，房倒屋塌，山岳崩摧，狂风怒吼，陆地被海洋淹没，太阳从北方升起”。
我并不坚持认为，俄国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想上的极端主义传统和救世主的情绪必然导致斯大林主义。但我深信，历史上绝无不可避免的事件，即舍此无他的情况。“必然性”这一哲学概念，对于大量具体事件来说，是根本不适用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永远是由人的无法预见的具体选择和行为促成的偶发事件，事件即是表现必然事物的时间、方式和运动形式，它主要依赖于历史进程的参加者们自身，依赖于他们的能动性，甚至依赖于其性格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偶然性如果在历史中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历史就会具有十分神秘的性质。
就哲学的这个方面讲，就连十月革命也是偶发事件，即是一种由于许多情况（其中包括对俄国历史进程来说是偶然性的情况）适宜的耦合而变成了现实的东西。
历史大爆发的“临界质量”，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其成分也还是十分复杂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人的头脑，此人应善于预见看来似乎无法结合的一切终于结合起来的那一瞬间：此人还要有足够毅力在这决定俄国历史命运的时刻去旋转爆炸装置的旋钮。
1929年斯大林获胜，更是由于许多情况的耦合，特别是列宁的死。20世纪20年代对政治事件有影响的那些人缺乏毅力，不善于估量所作决定产生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起了很大的作用。
然而，已经发生的一切情况都有其原因。因此我认为，我在俄国“左”倾激进主义传统中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这种尝试是合理的。促使我这样做的不仅有过去的事情，还有今天的情况。因为正是从“左”的方面否定今天这样一种意识形态，被那些向改革进攻的人和妄图捍卫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人利用了。
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为了我们的未来，我们都必须以更加敏锐的眼光，洞察“左”倾激进主义的本性和动机。不对许多价值作出某种重新评价，不说清什么是我们今天最危险的东西，那是不行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不深入到批判革命极端主义及其利己主义基础的深度，必然收效甚微。而且我认为，今天再不能局限于对“左”的方面的否定进行简单的否定了。关于这些问题我下文再讲。
四、不应害怕真理
斯大林主义，这首先是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悲剧和痛苦，是它的历史过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