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的道德情感的丧失、因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而造成的心灵麻木，大概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会导致健全理性的丧失。孰先孰后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心与智是一个整体，道德感情迟钝会导致头脑糊涂，于是人也就不复存在了。
个人精神自杀的机制也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
将伟大的历史目的——革命事业神化则更加危险，因为这会得出虚假的信仰，似乎未来本身会抵偿一切，会自行证明它既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过去。事实上，“伟大的历史任务”或“伟大的历史目的”，这都是假设一类的现象，一旦将其置于现实之上，那么不等未来的文化产生，先已毁灭了现在的文化，而“独具一格的”经济也将破坏世代形成的经济。托洛茨基深信，在革命的日子里，“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没有存在的余地；H.安德烈耶娃及与其观点相同者，都仇恨“伦理范畴的经院哲学”。这是同一种对未来的卑躬屈膝心理和对像历史启示录一样感受的不同表现。
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点，必须讲得十分明确，俄国的工人运动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化。这当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涅恰耶夫和巴枯宁的“一个革命者的基本信念”的精神遗产，地下斗争的心理学，还有选择斗争道路的人们绝大多数教育水平低下，缺乏知识。
基督教化的表现何在？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作乌托邦解释，还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变为信仰的象征。
马克思进行创造性探索的精神，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怀疑精神，所有这些细微之处都不曾使任何人动心。人们感兴趣的仅仅是“结果”，即最终的结论，是用青铜铸成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精确公式。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给我们找了点麻烦的民粹派，而首先是为了在资本主义自己的领土上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人们并没有注意，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猜测（猜测就是猜测）的马克思，和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写信，反对把他的理论说成是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学说的马克思之间，在对未来的联合社会的看法上，曾发生过一场革命。那些自诩为马克思的信徒，特别是那些革命斗争的普通参加者，是否善于进行这样的革命，以掌握科学的、非宿命论的历史观呢？众所周知，像十月革命的许多领袖们，既没上过大学，也没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们根本不能掌握这个历史观。甚至自认为有文化、能读完敖德萨实验中学、目空一切的托洛茨基也深信，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在5世纪即已被更进步的封建关系所取代，当时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处在比罗马人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工人和农民，即武装起义以及后来的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们是把共产主义当作救世说和宿命论来接受的，就像基督徒们把未来的世界看作人间天国一样。而要证明这一点，大概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是否所有的人都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中寻求真理，是否所有的人在选择生活道路时都是心地纯洁的？从我们对十月革命的领袖们的整个生活道路和所做的一切的了解程度来看，我们对该问题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有些人大概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达到其功利目的适宜的手段。我个人倾向于赞同苏联社会学家З.法英堡的意见：“革命的运动就其成分和人物讲，是五花八门、纷繁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投身革命的人，或者是思想高尚和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或者是在旧制度下生计无着、前途无望、希图时来运转的人。”
这位社会学家的确讲对了。像约瑟夫·维萨利昂诺维奇（斯大林——译注）这样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一个鞋匠的儿子，如果他按部就班地读完教会学校，他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是一个荒僻教区的平平常常的神甫（要想到一个好些的教区去，就得找个大靠山，可他上哪儿去找啊），在这种选择的范围内，这是他的社会功名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