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革命本身不会创造任何东西。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文化、艺术、思维和发达的宗教感情，才会造就个性。革命只能促使个人的感性高涨并得到表现，使个人的优点得到确认，同时消除个人在创造性的自我表现过程中的障碍。这当然很重要。不过，革命本身毕竟什么也没有创造。而且要考虑到，这里所说的革命，其使命是将旧社会内部已经孕育成熟的胎儿取出，使之得到新鲜的空气。至于其他旨在单纯改变世界和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的革命（例如创造“独具一格”的“非市民经济”），那么一切就要复杂得多了。在这类革命中必须表现得格外小心谨慎，因为任何时候也不会有充分的保障，使你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如在宗法制的俄国农村建立巨大的粮食工厂），因此必须随时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分寸感，为人们的生命负责，作好退却和改变路线的精神准备，有勇气抛弃最诱人的和最美妙的理想，假如它不是推动建设而是变成了破坏力量的话。
如果革命者们确实没有丧失现实感而是按照人道主义的价值办事，而且确实为不幸的人们的苦难操心，那么这一切就是可能的。但问题全在于，“左”派激进分子们崇奉的信念，似乎仅是革命能造就人，这本身就使他们根本无法清醒过来。这种历史观会把一切都头足倒置，而建起一个颠倒的价值体系，确切些说是反价值的世界。
这种历史观把对个人的注意，转向对革命和夺权过程的注意，因此不时改变目的及达到目的所可能采取的手段。归根结底，是要把改变业已形成的生活、生产和家庭秩序的过程本身，变成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对“震**”的不懈追求，这已经是只有革命能造就人、能推动进程这个初衷所带来的后果了。
患有“左”派幼稚病的革命者已经不能停步不前了。因为如果“彻底改变旧世界”成了最终目的和生活的意义，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结果，而是改变和抛弃已有东西的过程本身了。
这里讲的已经不仅仅是推翻可恶的专制制度和解放俄国人民，而且要解放所有劳动群众，建立工人和农民的世界王国。从这一世界历史高度来看，个人的生命及其利益就微不足道了。结果，现在活着的人和劳动群众，就成了未来和理想的牺牲品。只需谈一下“将个人融化在党的集体性之中”就行了。对阶级立场所作的类似解释，从一开始就在为对个别人的各种残酷做法作辩护。为阶级立场所作的这种解释，其本质在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为了给自己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中的行为作辩护，他直截了当地写道：丧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以及在法国人新的进攻中士兵不可避免的牺牲，如能换来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从而有可能使世界革命烈火尽快燃烧起来，那么这个代价就不算太大。托洛茨基回忆道：“当时我曾要求，不要急于签订和约，纵然丧失些领土，其目的也是为了给德国无产阶级赢得时间，以便他们能了解形势和发表自己的意见。”
问题不在于托洛茨基的个性，而在于决定思想最激进的革命分子行为的那些社会思维模式。这些人坚信，由阶级斗争唤起的历史运动能够补偿一切。正如党的政论家B.斯塔尼舍夫斯基所写的那样，阶级立场“既不承认所谓的战争规律，也不理会人道的法则；不论老少妇孺，概不吝惜”。
很明显，因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而产生的这种对道德和生与死的“轻率”态度，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消除干净。人的鲜血的气味不仅使手执武器捍卫新政权的人，而且使革命的领袖们长时间地失掉了精神平衡。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已嗜血成性。前者爱讲“血雾迷蒙的革命经验”，后者爱讲部分人的鲜血，例如“布哈拉人的血”。
从1928年起，斯大林如此孜孜不倦地向公众意识中灌输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神话，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哪儿有阶级斗争，哪儿就失去了怜悯之心，就会对老少妇孺概不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