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左”倾激进分子来说，保持群众“可怕的革命性”和对旧事物的毫不妥协精神，是极其重要的。日复一日的经营活动，斤斤计较怎么干活才有利可图，这些事实最使他恼火，这不是偶然的。他们不合他的心意，因为他们使他想到，他在彻底肃清“过去的东西”和“经济主义思想”方面所作的努力白费了；也使他想起还存在着永恒的和不可战胜的经济规律，想起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受他的革命专制管束的。实干家和头脑清醒的专家们令他讨厌，因为他们经常揭露他的乌托邦、教条主义幻想和报喜不报忧的做法，揭露他不学无术、领导无方、马虎草率。因此他力图迫使大家在经济活动中拿感想当政策，力图让社会意识因贫富不均和因世上多有不公而长期处于愤愤不平的精神状态，一句话，是力图使社会永远为其早已在自己的著述中写下的口号所左右。
人们曾经觉得，不可能把“左”的教条同其社会基础、同被屈辱被损害的人的急躁情绪和冷酷无情分开。然而，今天的情况表明，“左”倾教条主义完全可以不要广泛的社会支持，像一个由心理阴暗而又好斗的人们（常常是些功不成名不就的人）组成的小集团那样存在下去，而把这些人结合在一起的，是他们面对生产和生活的新情况共有的恐惧心理，其中还有一些人怀有不可遏制的欲望，想把周围社会引向符合其劣根性的方向。他们力图证明，过穷日子、使生活失去常态、使人没有正常交往、告密出卖、仇恨和不满，也是一种生活准则；他们还想证明，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对路子，而所有其余的人都陷入了小资产阶级罪恶的泥潭。
今天在改革的条件下，当“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许多神话被揭穿后，情况一下就清楚了，原来在为“共产主义纯洁性”而战的斗士中，即在过去用恐怖手段威吓我国社会思想的人中，很多都是受天生的伪善折磨的病人，他们之所以要虐待别人，仅仅是因为他们自己一生都在因自己精神失常而受到折磨。斯大林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喜欢自虐的伪善者（正是这类人往往对他五体投地，这不是偶然的）。
认真观察一下我们今天的“左”倾激进主义者的个人命运和精神气质，你就会看到，把他们这些人结合起来的，就是缺乏和世界的牢固联系。
我们那些反对经济刺激、反对人们过安定生活、散布对“个人利益”的仇视、对所谓“附加收入”和对“小安乐窝”的憎恶的斗士们，通常都已丧失了正常人应有的生活希望和生活乐趣。他们的愤怒常常不过是一种麻醉剂，它能使他们在两个世界和两种意识形态的“殊死斗争”中自我陶醉，忘乎所以。因此在“亿万人处在**中”的年代，抛家舍业的人都害了思乡病。一个人天赐的最大幸福，就是生命本身，是生命由小到老的平稳运动以及人的一切欢乐和忧愁，而“左”倾激进分子却把这看成是因循守旧、日常琐事，是一种不屑一顾的东西。他们也和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激进派一样，把这一切都说成是倒退，是搞资本主义和对革命事业的背叛。
当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相信，斯大林主义的根源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斯大林主义是在追求一律、贪大求全和什么都想管起来（其目的在于反对以前农民的自主性和反对继承传统）的浪潮中踏进我们的生活的。
既然大家心里明白应当到哪里去寻找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何以许多人至今仍回避认真谈论这个问题呢？我想这是因为，使斯大林这个预示着不幸和灾难的人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革新浪潮，是和我们的几个基本“圣物”——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害怕，但愿对斯大林的批判不要在实际上“动摇了我们的理想”，不要给革命英雄们抹黑，不要亵渎了科学社会主义；也别让对“左”倾极端主义的批判变成对革命思想的批评；别使对教条主义的揭露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怀疑。
给人的感觉是，我们今天又在自设赫鲁晓夫当年坠入的陷阱。我们首先为自己塑造一个现代人的虚假形象，好像他不能深刻体验到历史真实的全部戏剧性和革命的戏剧性，无力区分革命的真正价值和虚假价值，也不能区别错误和罪行。然后从对苏联人的这种不信任态度出发，从把苏联人从疑虑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出发，我们就歪曲自己的全部历史，在历史中塞进一些伪真理，然后再让这些伪真理像地雷一样炸毁我们。难道我们真是一个完全不能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乖的民族？
我们曾因自欺欺人而受到过几次惩罚，因此好像一下饮干我国历史真相这杯苦酒要容易得多，这样我们才能作为摆脱了谎言的人，最终干起正事来。可是不行，即使有了澄清真相的一切条件，许多人仍然宁愿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