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就从发生大转折的1929年起我国在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选择问题争论不休。许多人说，很难证明，除了斯大林所做的，还可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我不知道，大概事后确实很难证明不曾发生的事情的可能性。然而，同样很难证明，斯大林使农村破产，以农民的性命为代价推进工业化的战略有任何社会经济学上的科学根据。例如，斯大林断言，和小农经济相比，大农场能确保土地上的扩大再生产，从而为加速工业化创造条件。但他的任何一个结论都没有事实的证明。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过时了，这一点也没有经济上的佐证（如果这样，那怎么解释农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取得的惊人成就呢）。没有，也不可能有证据，证明工厂实行的命令式的劳动组织搬用到农村以后能确保粮食生产的跃进。众所周知，那时就有许多人发出过严厉的警告。斯大林驳斥他们的论点时称：“有人就有问题，没有人也就没有问题了。”
列宁称“左”的教条主义为“左”派幼稚病，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一个惯坏了的孩子愿意为所欲为，不可理喻，也不遵守日常生活的习惯逻辑。“左”的教条主义者对凡夫俗子所讲的道理和信仰的真理，生来就怀有恶感。
假使“左”的教条主义者对他们注定会使之受穷的农民的命运有一点点同情心，在宣布自己那些必然使亿万人民遭受苦难的规律之前，恐怕也应三思而后行。然而，人民和他们的幸福，并不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这些“理论家”对人民根本没有丝毫责任感。套用普希金的话，可以肯定地说，“两条腿的动物千千万，但它们的工具只一件”——即只有一个速朽的血肉之躯，历史的规律就是借助它们给自己开拓道路的。
“左”的极端分子有意识地诱发革命急躁情绪和社会对抗，在经济关系领域主张使用暴力。他们要求群众“听从历史的召唤”，在我国革命的各个阶段，不论是国内战争期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抑或是今天，即在改革的条件下，一直号召建立别具一格的经济，规定独特的标准和方法，同时号召清心寡欲和克制，似乎这样就能使我们尽早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的“左”倾“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不知在什么地方下意识地感到，他们的特殊方法并不能保证人们丰衣足食。
对于一个大搞独特经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来说，没有比我国的现实生活更可怕的了。现实生活本身（首先是市场和农业部门的情况）会揭穿他，说明他的愿望是毫无根据的。
国内战争时期的“左”倾激进主义和力图在新的共产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生活秩序的做法，尚可用缺乏经验来解释。可是，“左”倾反对派分子和极端主义者斯大林已经知道余粮征集制导致了何种结果，却还要坚持实行这种制度并将其视为组织生产和消费的普遍适用的共产主义方法，这又作何解释呢？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上半叶的“左”倾“理论家”在缺肉少奶的情况下，继续和粮食生产的“非共产主义”方法展开积极斗争，砍掉了庄员的自留地，杀掉了他们的家畜，这又如何辩解？他们坚持认为，我们不光需要苏联人的幸福，更需要通过别具一格的共产主义方法创造的幸福，因为这种方法能日益充分地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一般共产主义本性。
在安德烈耶娃的反改革宣言和后来在她的答南斯拉夫《消息报》问中，既没有一点唯物主义，甚至也没有一点分析我国经济经验的意思，更没有反映我国现实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的迹象，我想这并不是偶然的。她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劳动人民利益的捍卫者，但她为什么对下述的一切置若罔闻：今天的亿万苏联人靠什么生活，是什么给他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又是什么妨碍了他们的幸福？人们“普遍失去常态”、对劳动不感兴趣、懒惰成性，已经成了我们民族的灾难，我国社会行家里手逐年减少，我们的商品制作得越来越糟，苏联作为一个生产者的威望日益降低，对这一切她都无动于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