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院校的哲学教程对心智的发展没什么帮助，但不知为什么却一定要向人灌输对个别“现象”和事实的不信任感，从而扭曲了人的意识。基于这种所谓的“根本立场”，不仅应当证明思维之可证实性的人，而且按常理应当要求对此加以证明的人，都没有这种要求了。
我们的思维方式之古怪，常使外国人感到震惊。究其原因，大概也不外乎我们以往的精神状态造成的结果。我们这个社会长期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和非现实的现实之中，因此许多人始终学不会区分虚构的价值和真实的价值，区分观念和象征的世界与物质世界，这是毫不足怪的。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本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世纪时，无疑将对已经揭示的明显真理与生活的普遍对立感到震惊，对我们不善于发现与我们的命运直接相关的最主要东西这一情况感到震惊。他们会对口称信仰唯物主义的、把科学知识捧得最高的几代人和与唯心主义斗争最积极的斗士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不能把思想和他们周围发生的事情联系起来感到震惊；这些人竟然认为，重要的不是已有的和眼见的东西，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和虚无缥缈的东西。在我看来，即使是最狂热的神秘主义者，也不会像我们这些自诩的唯物主义者这样不讲实际，这样没有经济头脑。
不错，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产生了某种明显的必要性，即要人们相信，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正在迅速到来，有必要在现实生活中注入一些日益接近的奇迹的征兆。斯大林觉察到了这种要求，开始从实际上，更多的是从宣传上，来加强这种希望的现实。于是，一个在地上地下、在天南地北创造各种纪录的时代就来到了。接踵而至的是在改造自然和改造气候方面的“纪录”，还有五花八门的李森科式的“发明”。人们对此已经完全习以为常了，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许多人还相信赫鲁晓夫的话：“这一代苏联人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大概他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也可能他只不过是觉得有必要以此增强人们的希望，因为他明白，人们已经不能继续长时间地等待许诺的奇迹了。
坦白地说，我们不愿抵制谬论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旧的习惯势力。对与反改革的安德烈耶娃宣言沆瀣一气的出版物常常持消极态度，是因为人们心有余悸。许多人仅仅是害怕与这些人争论，害怕充满革命词句的蛊惑宣传。对严肃的世界观之争缺乏准备，这也加重了恐惧心理，因此也就加强了玩弄共产主义辞藻的人和数十年来不断用“修正主义”、“违背原理”等可怕的帽子在社会上制造恐怖气氛的人的政治立场。
当我们听到安德烈耶娃大喊大叫，指责十九次党代会忽视了共产主义目标，认为今天的所有改革和民主创举都是在纵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时候，我们的两条腿就发抖了。这时大家都明白，所谓我们正在向没有搬运工和建筑工、不用对劳动和消费进行监督的社会迈进的说法，在今天我国这种劳动素养注定落后和大家普遍不正经干事的情况下，纯粹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是想避开就我们的真正问题所进行的严肃讨论。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恐吓知识分子和所有真正为我国的现在和将来担忧的人的十分简单的方法，是我们老早就非常熟悉的。因为老的“战无不胜的战略”至今仍在起作用，既不用去想，也不用考察研究，光说别人丧失了“共产主义目标”就行了，然后一告密（这种形式屡试不爽）就算大功告成了。
例如，勃列日涅夫和苏斯洛夫的“共产主义目标”，让我国和我国人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这是尽人皆知的。它使1965年的经济改革半途而废，使为我国经济引进合理机制的一切尝试受阻，使谢金方法（шекинский метод）和作业队承包制刹车。它使我国陷入了经济危机，使我国在科技进步领域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使土壤贫瘠，使许多尚存的希望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