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后出现下述情况还值得大惊小怪吗：正是我国在实现纯粹社会主义的理想上注定要表现出最大的顽强性；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最终胜利的不是20世纪20年代倡导现实主义和主张同情可怜俄国农民的布哈林，而是号召不怕牺牲的斯大林！要知道，人人都想涉足未知领域，人人都准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只求尽速取得伟大的奇迹，建成纯粹的社会主义和成为纯粹的人。
绝对的、完整的、脱离俄国现实生活和现实的俄国人的未来观，产生了如此之多模糊不清的观念，以致弄不清什么对于我国人民和我国社会来说才是好的。对未来的世界兄弟般的大团结抱有真诚信念，甚至打算使农村的鸡也学会过集体生活的M.纳古里诺夫们，在没有明白他们那光辉灿烂的浪漫主义理想是乌托邦之前，不知干了多少蠢事。根本就不清楚也讲不明白的未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却能迷醉和激励人们，这是因为这种状态使人们分不清周围的东西和现在的情况。须知，当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曾经有过和现在所有的东西以及你周围的事物时，当你善于观察现实生活，特别是善于如实地看待人时，未来的神秘形象立刻就会解体，变成一堆细碎的、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既然在大多数人身上保留着骗人的乌托邦未来观，那么他们就根本不能从事深思熟虑的工作，不能创造清晰的，即富有生命力的现实。既然好坏不分，那么“教训”本身就会变成真理的标准，也就不清楚什么是取得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可能性（例如不符合国民经济价值规律的“新奇东西”的存在）。将目的神秘化，必然导致使生活改造过程本身以及与过去和现在的斗争绝对化。简单的变化，与已经建成的和过去已有的东西稍有不同，这些事实都会成为进步的证明，按照这种逻辑，甚至赔本的国有农场，其社会优点也比有效的资本主义农场强十倍。
破坏，这是对未来采取浪漫的即不现实的态度，为获得即使是生活在幻想家掌权、生活洪流汹涌澎湃的世界的权利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巴枯宁坚信，革命即是破坏。这种信仰不仅没有根绝，随着俄国社会的日益激进，反而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我们的同胞对生活诉诸暴力和进行破坏时的那种轻率态度，简直令人吃惊。
既然连皇家学院的教授们都准备赞同所谓革命者不应考虑牺牲，所谓“不幸的是历史上既没有过分宝贵的价值，也没有过分低廉的价值”，那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左”倾激进主义怎么会不出现呢？写了这些话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关于暴力及其历史作用的想法，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位第二号领袖人物，如出一辙。这位路标转换派的主要思想家训诫道：“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都要伴随着破坏。”总之，人类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它经常遭到破坏又得到重新创造，像凤凰涅槃那样，被焚毁后又得到再生。
我看，在自由主义者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上述观点和“左”派激进分子托洛茨基关于只有革命能造就人的著名论点之间，并没有世界观上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