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赫尔岑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预见到的那样，结果就产生了“光幻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只是西方科学的成果，而取得该成果之前所做的一切及与该成果矛盾和不一致的东西，他就很少感兴趣了。可是在西方，“现代科学”和与之对立的“冥顽不灵的”民族保守性，是一个整体，是彼此争吵不休、互相竞争的两半。在那里，俄国学生所感兴趣的那些“结果”，“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就像一个活人的脑袋，当脖子把它和躯体连在一起时，它可以胡思乱想，一旦离开躯体，脑袋不过徒具形式”。
幻想恰恰表现在，我们仅从一个方面看到了西方进步的新思想，但视野不广，不足以构成其全貌。当西方的社会思想在俄国付诸实现的条件日渐成熟的时候，我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这些思想时表现出来的缺点就更加暴露无遗了。哲学家C.布尔加科夫再次提醒我国知识分子，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西方的社会思想成果；欧洲文明不仅有其五光十色的果实和数不尽的枝杈，而且有其滋养大树的根须，它们能用自己那富有营养的汁液，确保思想的自然平衡。布尔加科夫进一步发挥道：因此，即使是否定的（革命的）学说，因处于其故乡的其他许多与之抗衡的强大思想流派之中，所以其心理的和历史的意义，较之它们在俄国这片文化荒漠中的表现，截然不同；在这里，它们竭力充当首屈一指的学说，成为俄国教育和文明的基础。
对此大概只能作如下补充，即出自西方的激进的和革命的学说，不仅要从外部，而且要从内部加以平衡。这些学说牢牢地生长在布尔加科夫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根基之上，即思维的实证性和对生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这种内在的均衡性也是卢梭主义的特点，而它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的确，马克思的学说在欧洲思想史上是一个最激进和最革命的流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还不曾有人想到历史进程有根本改变的可能，人类以前的历史有转变为另一种真正历史的可能。年轻的马克思所梦想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迹，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使生活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有新的时空观，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人类存在的一切对立，真正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真正解决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类之间的争论。对他来说，共产主义就是历史之谜的答案，这答案也晓得，它即是这答案。
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对过去如此大胆的恐吓和对未来如此苛刻的要求。在这里，未来之纯洁几乎带有实验室的性质。甚至连耶稣基督也不能许诺，把未来的冥府生活中的矛盾解决得如此干净利索。
然而，一旦深入到事情的本质并开始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纯洁的未来同什么东西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纯洁的未来中还有许许多多来自现在和过去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迄今仍习惯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文化，或称之为“庸俗的”经济和“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标志的东西。这个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那里将组织有效的和合理的生产，将确保与大自然进行花费最小的物质交换，将创造“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条件，维护个人的自主权，保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文明的一切福利，归根结底是指人理当享受的幸福。是的，是幸福，而且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其中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许多斯大林主义批评者所憎恨的小资产阶级的幸福。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理想是极其现实的，未来是和现在紧密相连的。关于这一点，他们谈起来总是那么直截了当、毫不隐讳。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并不是理想，不是心态，而是改变无产阶级无法忍受的状况的一种运动。
建设社会主义和明显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健全的理性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已经为采取我们今天所讲的阶级立场或阶级观点规定了界限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