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具有的这种全人类意义，早在战时共产主义——布哈林在1918年 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的发言中，称其为“尽快”和“立即”实现人类最美好理想的首次尝试——之后不久就被人看到了。关于这一点，即关于十月革命的教训对全人类的文明所具有的意义，甚至连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都谈到了。这些人大都不接受革命，但却认为分担自己祖国的命运是他们的义务。哲学家A.C.伊兹格耶夫在1922年1月写道：“不管这场革命对俄国人民来说结局如何，单就其使全人类有可能通过俄国这个活的机体检验百年来欧洲革命思想赖以存在的主要观念这一点来说，它就已经称得上是世界性的伟大革命了。试图将该思想用于实践，这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检验方式。直至1917年，外国和俄国的革命家还只是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有勇气使之付诸实现。”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不可能用别的方式检验这些关于纯洁的人、关于自觉性和计划性的王国的思想，而只能借助于斯大林的实践，通过不必要的畸变和造成可怕的损失？难道不能作别种理解，即自发性并非永远是恶，不必把农民变成工人，不必把反对剥削发展为扼杀主动精神和进取精神，最后，并非一切新东西都比旧东西好？
三、幻想家们的利己主义
要想创立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就必须重视人们对没有一点旧东西的新事物的无法遏止的热情和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的愿望，用史学家H.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说，那时将是“幻想家统治世界”，而“过现实生活的人”则被抛弃和践踏，并逐渐陷入幻想的王国。那一天早晚会到来，届时，历史仿佛突然厌弃了健全的理性、现实的政策、节奏单调的和按部就班的前进过程，而历史自身也开始幻想、虚构和杜撰起来。
这里只能注意到，这个难熬的历史节日在不同民族那里是以不同的方式度过的。向陈规旧俗、向已为人们厌恶的东西挥舞的力量的大小，不仅决定于政治和经济对抗的尖锐程度，而且取决于挥舞者的心理及其洞悉旧世界和“小事”的程度。
欧洲各民族对新的、不同寻常的东西的自然追求和闯入未知世界的愿望总能得到克制，因为它们天生害怕失掉已有的东西。要知道，新事物预示的只不过是可能的利益，它可能满足希望，也可能使希望落空。而旧事物尽管缺陷很多，但它毕竟是已有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
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即由于存在克制机制，所以西欧国家虽然早在19世纪末就具备了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转变的一切主客观条件，但却始终不想认真尝试这种新东西。而与此同时，恰恰是在俄国，当向纯洁的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客观前提尚处在“半生不熟”状态时，就开始接连几次进行闯入未知世界的尝试。
发展社会关系或克服已被厌弃的东西的客观要求是相同的，但它在不同的文化中却获得了不同的含义。
在我们俄国，倾向既有的力量，对迷醉于浪漫主义幻想的克制力量，并不像资本主义世界受过清醒的现实主义教育的各民族中那样强大。列宁所讲的“不文明”（азиатчина。殖民主义者污蔑亚洲人时的用语——译注）大概不仅包括大多数人知识欠缺，没有文化，劳动训练不足，而且包括缺乏抑制极端性和过**绪的动因。“不文明”还包括放纵本能，恣意破坏，喜欢蛮干。
列宁称俄国是介乎于文明国家和东方国家即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国家，一方面准备接受西方最激进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由于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而没有条件对这些思想作出客观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