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斯大林则相反，他至死不同意任何妥协。他号召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是为生，而是为死，进行“谁战胜谁”的斗争。但列宁对关于纯社会主义的那些幼稚的和浪漫主义的观念的批判，却被党的大多数当成了耳边风，联合各种“人民力量”、无产阶级要联合合作化了的农民的思想本身，也没有为党的积极分子所认识。这大概可以说明，斯大林何以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党所喜爱的布哈林。布哈林的悲剧在于，他是少数认真对待列宁关于“用非共产党人之手建设共产主义”这一号召的人（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布哈林）中的一个。
其实，许多人都想，一定要用纯洁的手建设他们那纯洁而又光辉的未来——对此不应惊异。要知道，即使在今天，即在关于纯粹无产阶级的、“非市侩的”、“非商业性的”和“无市场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启示录之后，我国知识分子中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许多代表人物仍然坚信，在没有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农民残余之前，我们是建不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
既相信有纯洁的人，又恶意地对待不能摆脱陈规陋习的人，对待陷入自己的家庭事务、斤斤计较精打细算的人，这并不是新现象。作家阿勃拉莫夫不止一次地讲，我们惯于从共产主义个性的理想高度，去品评苏联人、农民和劳动者，这常常是不公正的。这些人是国家的支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顽强地从事劳动。我们不去提高这些人，而是有意识地贬低他们。俄国哲学家C.H.布尔加科夫早就警告说，相信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灵魂的奇迹，可能导致“精神贵族的特殊变种，他们目空一切地把自己和民众对立起来”。这位思想家写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知识分子，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动摇于两种极端之间——对人民顶礼膜拜或充当精神贵族。要求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人民崇拜（赫尔岑开创的旧民粹派形式，其基础是相信俄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或是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它把这些特点赋予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出自知识分子信仰的基础本身。但从这种信仰中又必然产生其对立物——对人民持傲慢态度，把人民视为拯救的对象，视为需要保姆教其‘觉悟’的未成年人，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是未受过教育的人。”
假如在社会上，首先是在党内，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间，在年轻的积极分子中间，不曾传播关于纯洁人的信念，那么斯大林就永远不会成功地进行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也不能那么快地破坏农民的，即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年，愈是受到关于人的浪漫主义观点（顺便说说，这些观点与卢梭的思想很相近）的教育，愈是受到有关未来和有关社会主义乌托邦观点的教育，斯大林的经济冒险主义的基础也就愈巩固和愈雄厚，对这个落后的、仍然“不纯”的民族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愈加容易辩护。
关于新人的信念加强了对一切传统的东西，同时也是对民族的东西的恶感，这只能加剧对健全理性及生命采取的“左”倾过火行动和暴力。这个信念曾经鼓励过那些头脑最清醒的人，助长了人们对斯大林建立新奇独特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的企图所持的热情的、因此也是非批判的态度。
总之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共产党人（而且不仅是我国的）中间流行的是卢梭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须知，受启蒙思想教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始终是辩证法家。他们和卢梭不同，他们都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人的本性，把人看作是其因素、感情和本能充满矛盾的人。恩格斯写道：“……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 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