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公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种精神和政治形势下，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而后在20世纪30年代又被斯大林奉为经典的。这就是可以称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之一的公理。
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的基础是这位领袖对不可动摇的社会法则的蔑视，是他的极端主义和下述信念：可以迫使人们去干不可能的、从未做过的事。与此有内在联系的，是藐视和否定过去，特别是关于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公理。
关于后边这个公理，人们已经讲了和写了很多了，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和政策，派生出了迄今依然存在的禁绝风，助长了一种非常顽固的幻想，好像把一切“不纯的东西”都封闭起来，破坏掉旧文化的残余，这同时也就是建设，因此是十分有益的，甚至是件伟大的工作。
下面就何谓否定过去（这对斯大林主义来说是十分突出的）略谈几句。这是相信似乎可以建成纯粹的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是相信历史会向理想的无矛盾状态运动，而在那里，旧生活的污秽将**然无存，人的精神和肉体也将纯洁无瑕，未来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和旧事物毫无共同之处。正如B.弗罗洛夫在《别无选择》这本文集中所写的，苏联社会接受的教育是，相信人的纯洁性，接受的是人类圣贤先哲阐明的原理，然而，整个社会对一小撮争权夺利的狂人对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又听之任之，看来，这当中并无任何矛盾之处。
相反，相信人是纯洁的思想，恰恰使我们人民受了骗，使这种信念变成了民族自裁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人民所受的地狱之苦，只好用某种特殊的**来抵偿，如说我们创造了别人从未有过的东西等。既然作家A.普列汉诺夫和化学家H.安德烈耶娃至今还相信，我们的穷困、我们的混乱、我们那些空空如也的商店、我们那些糟糕的医院和蹩脚的计算机，都是为发展我国“独具一格的经济力而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而且讲得郑重其事，那么为什么确实成就了丰功伟业——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的人们不该相信有美好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和纯洁的新人呢？历史给我们设下的陷阱就在这里。人们真心实意地相信，我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我们生来是为了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为了创造奇迹，为了使“童话变成现实”。而斯大林则巧妙地利用了完成革命奇迹的人们的这种信念和这种自负的心理。
识别斯大林主义并与之作斗争，其复杂性大概也在于此，因为就其本性讲，斯大林主义是有其政治积极性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修养等最深刻的政治动因的。为什么我国的知识分子，而且不仅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样容易迁就斯大林加诸农民的暴力，而对剥夺富农的惨状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馑毫无反应？为什么他们竟相信人民生活得很好？看来，这是因为他们把这一切当成了为使未来社会纯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确实相信我国的历史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斯大林之所以合乎民众的心意，正是因为他追求新的东西，他相信能够建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在那里将不再有富人、农民、小老板和小市民。
我斗胆断言，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比号召学习做买卖赚钱的列宁，更合乎大多数党的积极分子和大多数新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心意。因为列宁逝世前已经放弃了建设纯社会主义的幼稚信念，这样就使得党的大多数理论家大失所望。正是列宁说明了这种最不切实际地追求新东西（这种东西新得没有一点旧的东西）的做法，是革命意识的典型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