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领袖们顽固地认为，农民只能是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社会力量，它妨碍拯救整个人类的事业——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因此断言，一切不符合他们所期望的向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人，而只不过是某种不真实的、虚假的，即是说，是这块土地上的暂时现象。不管多么令人奇怪，但这毕竟很像典型的宗教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根本不把异教徒当人看待，认为对异教徒不必讲什么道德。正因为如此，所以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不被当作人看待，对待他们——农民户主、私营企业主、商人、神职人员，稍后还有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办合作社的人、单干户，总之，对待构成俄国居民80%的人，不必讲什么良心和道德。
今天我们明白了，阶级观点就其真正本性来讲是片面的，它使人们对一个人的那些为解决革命任务所需的品质大感兴趣。与此同时，它必然会对人的从事创造活动所必需的品质不感兴趣。因此，从阶级观点去培养人参加革命斗争，要重于培养人从事有效的和有理性的劳动。
在革命爆发时，判断一个人首先是根据他的社会出身，根据他是否相信建立工农王国和实现共产主义平等的可能性，根据他是否准备为这神圣目的服务。
这样一来，对个人的内在的深层结构，对最复杂的一般人类存在问题，对罪恶，对生与死的良心，对爱和恨、犯罪与悔罪等问题，就都不由自主地失掉了兴趣。
现在可以想象得出，当我国80%的居民被当成通往理想之路上的障碍时，这种阶级观点所造成的紧张气氛是多么可怕。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党的领导人必然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之中，与其说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市场、商品和农民的世界之中。还由于他们明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也不打算接受新秩序。
斯大林不是一个幼稚的人，他并不相信俄国农民有“社会主义天性”的童话。尽管他仇恨农民，但他关于农村居民具有聪明才智的见解，毕竟比今天的某些所谓进步和民主之友高明些。因为他明白，农民绝不会自愿给自己套上生产合作制的枷锁，他们自己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所以斯大林讲必须“推行”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
在这种感到被包围的心理中（顺便说说，这种心理正是斯大林主义的前提之一），大概需要找到我们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的孩子们》这部长篇小说中遇到的问题的答案。这里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流放制度异常残酷，相比之下，沙皇时代的政治流放犯所处的条件则是可以忍受的。顺便说说，就连托洛茨基都对革命前如此姑息政治流放犯感到十分惊讶。他本人在第一次被流放时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当过县报的记者，后来是乡的文书，能如数收到富有的双亲寄来的汇款。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俄国贯彻阶级观点时的残酷程度，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俄国的传统来说，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将在历史上自行消亡的思想，在我国的条件下被篡改成了“痛打富农”的口号，而后又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不幸的是，在我国，不仅成年人，就连孩子们都相信这类口号，因为孩子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国内战争残酷场面的摧残，他们也来模仿成年人的过火行为。例如，安德烈·普拉托诺夫的中篇小说《地沟》中写道，失掉理性的娜斯金卡认为，一定要杀死富农。文学家A.K.维诺格拉多夫写信给高尔基，他说：“如果一位先进工作者钳工的两个孩子，把他们的一个同学推到电车下边，理由就是这个同学的父亲是医生，因此也就是阶级敌人，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家庭里，大吵大闹起来，远非出于人的本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