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给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恐怖行动作论证，正如无法论证此前在内战时期实行的恐怖一样。因为任何恐怖都不是多少尚可加以辩护的对手执武器的敌人的残酷，因为那是以残酷对残酷。斯大林和季诺维耶夫在1919年所搞的“红色恐怖”是枪毙人质，引用的是阶级或阶层集体负责的原则，即起码要杀掉一大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屠杀沙皇军队的军官，仅仅因为他们是军官；而屠杀神甫，也只是因为他们是神甫。
恐怖永远是丧失理智的、破坏阻止人类兽性发作之堤的东西。革命不可能发挥道德功能，相反，只有当革命是道德的继续，只有当它捍卫道德的利益、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利益时，它才是正当的。
只有从无条件地厌弃暴力的立场出发，从任何人都无心伤害另一个人的性命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客观地判断斯大林的行为。这样就无由争吵了。令人费解的只有一点，即许多谴责斯大林主义者的人，都不愿作出原则性的结论，而只想从我国发生的事情中得出个别结论。
下面我们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当作一个观点体系来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要说，关于农民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个公理，形象地说，是一根至今没从我们的意识中拔出的“刺”。直截了当地说，这也是我们当中许多人身上存在的那个“斯大林分子”在作怪。反农民情绪，对出自农村分散劳动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心理，恰恰是这些东西经常冲刷掉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们之间的界限。斯大林所接受的“富农的危险”这个命题，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的党有小资产阶级复辟危险的命题，如出一辙。顺便说说，今天的改革反对者们正在用斯大林的命题，为斯大林在农村使用暴力作辩护。
对个体农民完全不信任，这是不能容忍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不信任农民是斯大林所固有的本性，而是因为这和健全的理性相左。这种不信任是反常的，其背后隐藏的仅仅是对另一个更纯洁的世界的幻想，那里将不存在似乎是粗鲁愚昧的农民。
对农民也和对生产者及私有者一样持否定态度，出自于可能建立纯粹非商品、无市场的社会主义的信仰，在那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将排挤掉其他一切劳动组织形式。这也可以说是社会简单化态度和狭隘偏执性的表现，即幼稚地希望消除一切不符合都市化了的人的理想的东西。
正如П.卡尔宾斯基确切指明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全在于农民必然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个教条。他的一些基本论点，包括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阶级斗争也必然激化的原理，都是与这个教条有着内在联系的。从这个教条引申出许多公理，如市场和价值规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一切国家的东西都优于集体的东西，阶级利益高于全人类的价值，等等。
在斯大林那里也和在许多老近卫军的代表人物那里一样，市场这个概念和资本主义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市场和自由贸易所承担的一切事情，首先是自由的农民——小商贩、手艺人，都被看作是政治传染病，是通向纯粹社会主义王国路上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对付的障碍。因此，斯大林和所有“左”翼反对派根本不愿谈论俄国农民，不认为他们也是有家庭和子女的人，是受苦受难的穷人。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被指责为民粹主义，不善于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就是因为这两个人把农民看作人，认为他们大都很贫困，衣不蔽体，勉强糊口，一生中除了干活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