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托洛茨基首次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这是指镇压我们今天称之为联合党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妄图掌权。托洛茨基在解释促使他不顾K.蔡特金和欧洲其他共产党人提出的保全被告性命的请求，而坚持处决“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动机时写道：“革命时期的这种镇压问题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人道的一般地位就应退避三舍。这是一场直接夺权的斗争，是一场生死之争——革命就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那些希望几周之内掌权而把现执政者投入监狱并消灭的人来说，监禁又有什么意义？从个人的所谓绝对价值的角度来看，革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其实战争和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如此。然而，为使个人这个概念本身变成实在的东西，为使‘群众’这个带点贬义的概念不再是哲学上享有特权的‘个人’一词的对立面，必须使作为革命（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革命）的起重机的群众自身，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规范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而且我承认，对此我也不感兴趣。但我确实知道，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新了解的唯一方法。”
不难理解，托洛茨基多迈的这一步，已经使社会意识开始感受到，惩办失败了的政敌是绝对正常的做法。如果说镇压那些不幸一出生就是王位继承人的孩子们是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镇压手段用于曾经和沙皇制度斗争的同志，既然他们威胁着革命？如果说可以镇压对十月革命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革命者，那么为什么就不能镇压坚持自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看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呢？
最后，如果革命的成功确实是最高法则，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牺牲和滥施暴力，怎样才能避免领袖专政呢？
对历史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如果专心致志地研究例如工人和农民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在党内的比例问题，那当然很容易避开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不深入思考革命的本质——关于革命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他就不要装模作样，想找出什么所谓俄国启示录的根源。如果我们在精神上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理解内战是民族的悲剧，而人民又不能找到其他少流血的办法，以克服其内部的对抗，也不能找到改革使其厌恶的生活的途径，因此而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应当装模作样，说我们与20世纪30年代赞成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那些人不同了，思维方式也变了。
总而言之，如何看待国内战争这场悲剧，这是衡量一个人的真正文化修养的尺度。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这种大屠杀和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一样令人厌恶，这里没有任何令人高兴和值得赞美的东西，一个阶级欢欣鼓舞地去消灭另一个阶级，兄弟之间相互厮杀，这里无任何教益可言。
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局面，不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的。正如马克思早就描述过的，悲剧就在于，为捍卫自己神圣的真理而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一方是正义的。所以，列夫·托尔斯泰打算撰写的一部描绘革命和革命者的长篇小说，书名叫《没有错者》，这不是偶然的。
这并不像斗争的参加者想象的那样，是什么阶级或政党之间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状态之间的斗争，即该民族的过去和其未来之间的斗争。例如在俄国，其中旧的制度不仅仅是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过去。马克思指出，当事物作为现存的世界秩序同刚刚诞生的世界作斗争时，站在旧制度一边的并不是个人，而是世界历史的迷误。因此，旧制度的死亡是悲剧性的，这个悲剧恰恰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说明谁拥有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