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反对派最为操心的是什么？是如何使俄国人别学会算计，别吃饱，别富起来，别具有正常的生活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不使俄国人变得像西方人那样（但愿反对派不会得逞）。他们深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贫困和在生产优质商品方面的无能，较之西方安逸的市民生活，具有更高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而且他们还妄图证明，经受挨饿和长期的物质短缺的考验，较之经受经济核算、租赁、家庭承包、有趣的工作、妥善的经营和高工资的考验，对民族的精神健康具有较小的危险性。
而我们的许多美好的创举，恰恰就是在超革命意识借以将未来和现在分开的深渊里被葬送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极端主义是万恶之源。
当代研究俄国革命意识特点的哲学家Э.巴塔洛夫认为，这种自鸣得意的心理、对未来的空想、几乎完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和获得了社会创造的无限自由的感觉、对自身力量和社会现实的和谐所作的过高评价，都产生于革命胜利的过程本身之中。
大概这种状况通常是真实的。不过，我国毕竟有许多革命者是例外。将未来神化，主张极端主义，曾经是我国革命的和信仰无神论的知识分子的宗教。
列宁曾经讽刺地说，在从理论上论证和实行“任何最伟大的世界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俄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惊人的“胆量”。
最后，在我看来，Ф.Б.沙里亚宾以一个旁观者从国外所作的观察，最为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革命意识的弱点。他写道：“我还不至于如此盲目和偏颇，以致看不到，布尔什维克运动最深刻的基础是力图在更公正（正像列宁和他的其他一些战友认为的那样）的基础上实际改造生活……不幸的是，我们俄国的建设者们无论如何也不愿降低自己的身份，按照理智的、符合人性的计划去设计一座普通的、给人住的大厦，而一定要建造一座‘通天宝塔’——巴比伦塔！……他们不会满足于像一个人上班和下班回家那样用普普通通的、正常的步伐安详地走路，他们一定要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冲向未来……‘我们将摒弃旧世界’——于是今天就得一点不留地彻底铲除旧世界。主要的是，我们俄国的聪明人无所不晓，令人吃惊。他们知道如何将一个驼背的鞋匠变成贝尔维德尔宫的阿波罗；知道如何教会一只兔子划着火柴；知道这只兔子为了幸福需要什么……”
只是沙里亚宾不曾发现（奇怪的是，党的许多领袖也没有发现），列宁曾试图将巴比伦塔的建设者们拉回到地面上来。列宁曾提醒人们注意性急的害处，他说，假如没有吃饱肚子的工人和农民，那就会一事无成，更谈不上普遍平等的世界王国了。为了公正还必须提到，就连斯大林也曾一度支持布哈林，而后者曾试图证明，没有吃饱了的工人和吃饱了的农民，社会主义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而是空想了。斯大林这个俄国几百年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的作者兼导演，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曾批评托洛茨基，说他割裂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当时斯大林说：“只要把托洛茨基的立场拿来和列宁关于‘好的收成是国家的救星’的说法对比一下就会明白，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完全错误的。”
但使我们不幸的是，巴比伦塔的建设者们始终没有下到这罪恶的地面上来。俄国革命激进主义的传统是强大的。托洛茨基最终还是在斯大林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托洛茨基认为，我们无须任何收成，而只需要“能够成为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的东西”。他的思想十分牢固地扎根于我们的意识之中，以致不久前它们还在我们党的政论文中时常出现，政论号召同“某些妄图通过副业劳动以求个人致富的同志”作斗争。
总的来说，这种对未来顶礼膜拜的心理还是非常顽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