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些“爱国派”作家和托洛茨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对“消费主义”，对他们所谓的“恬淡的小市民幸福”，都怀有刻骨的仇恨。托洛茨基同样坚信，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物质利益”是历史上的万恶之首，因此他更喜欢兵营式的平均主义和食不果腹的穷工人的团结。他还认为，一旦人们不再挨饿，革命的道德即会消亡，因此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因饥饿而死，在道德方面要比千百万工人农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温饱生活高尚得多。
一些文学家试图让俄国人相信，他们是在30年前开始堕落的，那时由于赫鲁晓夫放纵农民，俄国人民已不再挨饿了，但同时也用五层的单元楼和小康生活等这样一些“粗俗的生存力量”，玷污了自己的灵魂。不过，这些文学家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在重复谁的思想。
不久前，即在十九次党代会召开期间，我同两个来自卡卢加的大学生有过一次谈话。他们是来向我寻求帮助的。他们要找哲学家或社会学家帮助他们组织所谓恢复青年生产消费公社拥护者全苏会议。出于好奇，我开始询问在公社里他们如何生活和工作。但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公社。
这两个年轻人向我解释道，在创建什么之前，必须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行动纲领。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制定出青年人生活和劳动自愿公社化的明确的、分阶段的纲领和与消费主义作斗争的纲领。
当时我完全搞错了。我和他们谈了自己关于个人自主性的思想，个人显然有权获得自己个人的幸福。我说，除了人们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组织自己生活的权利外，还必须维护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获得我们通常称作公民个人幸福的权利。这两位年轻人没想到我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一书的作者会讲出这样的话。他们那目光炯炯的蓝眼睛开始闪烁出刚毅冷峻的光芒和冷酷无情的神色。我们已经无话可谈，告别时他们对我说：“真正的幸福在于同消费主义和市侩习气作斗争。”
不！救世说，将未来或某种伟大的思想神化，与其说是一种癖好或浪漫主义的**，不如说是对人和对自己的民族犯了滔天大罪。对生活中的陈规旧俗的仇视，也就是对生活的仇视，这是用任何崇高的意图都无法加以辩解的。因为没有所谓的陈规旧俗，即如果不每日每时都为用以糊口的面包、栖身之所和孩子的温饱操心，那也就没有生活了。
我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所谓对小市民的仇恨，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智慧和追求真理与正义的意志。当然，在个别的和具体的场合，这种仇恨能抵御“肮脏的环境”，以求洁身自好。但是，这种仇恨基本上是肯定了一种幻想，即可以建设一种没有陈规旧俗、没有这些无聊的琐事、没有讨厌的做人的责任的生活；可以不理会所谓的“粗俗的生存力量”而去干事情；可以一劳永逸地从生活中排除“物质利益”和自私自利之心。
顺便说说，我们的“左”派反对派就都是靠这种幻想过日子的。正像今天的某些作者批评经济改革用生活的稳定和富足引诱人走上邪路一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攻击新经济政策是“小市民苟且偷安的表现”。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们俄国整部历史的荒诞之处就在于，同专制制度所作的斗争和革命事业的英雄们所受的苦难，非但无助于克服老爷和贵族对日常琐事的鄙视态度，反而使这种缺乏现实感、缺乏与人类生存的具体内容的牢固联系的情况加剧了。
在抨击小市民习气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精神流毒及其消费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就间接地为我们不善于工作、不会做买卖、不会组织合理的日常生活以达到富足和幸福，作了辩解。同所谓资产阶级思维中的原始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正好帮助我们为我们传统上的不擅算计、分析和预见作了开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