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要捍卫自身的利益，也要捍卫个人发展的条件。但这里所说的应当是今天还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是捍卫真正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健全的前提。
因此，对于一个欧洲的激进分子来说，即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只要他的思维是健全的，是遵循实证论的，并且是符合其文化的逻辑和价值的，那么因历史的喜庆日子而产生的“未来”计划的某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就不算是什么大的危险。“未来”既不会给他带来富足，也不会给他个人自主权，他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会立即抛弃这个未来，就像抛弃幻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立刻断定，虽然不尽完善但却实实在在的现在，要比虽然妙不可言但却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强得多。
但在俄国，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却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抗衡“左”的激进主义和在幻想世界中生活的愿望——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将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正如人们信以为真的那样，在那里，童话将变成现实。斯拉夫派认为是我们的民族之长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我们的不幸。俄国知识分子的反资产阶级情绪和反实证精神，使我们倒了大霉。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和其他国家的脑力劳动者不同，他们根本没有在民众生活的土壤里扎根，他们对经济活动一窍不通，又无一技之长，因此从来就缺乏建立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的经济的素养。
当然，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空想性和极端主义，在我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也是有用的。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这类幻想家，恐怕也不会有十月革命。但是，我们的悲剧在于，这些已经作好精神准备去完成革命奇迹的人，大多数对革命的建设目的和经济目的并无充分的认识，也缺乏进行建设性思维的素养。他们不习惯于考察他们所完成的改造活动的经济后果，他们也不能始终都顾及平民百姓所关心的是什么。
列宁看到了社会主义理想脱离劳动群众日常关心的事情的危险。早在1894年他就在其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强烈反对把社会理想神秘化。
然而，所有这些意在把理想和“狭隘的”、“琐碎的”生活问题联系起来的努力，都没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扎下根来。社会民主党和民粹运动一样，也患有同样的病症：极端忽视民众的利益。甚至在1919年的饥荒年代，许多革命者更关心的是让大家同吃同劳动，不是关心人们赖以糊口的面包，不是关心有没有牛、羊、鸡。
在社会主义社会，对于许多人来说，最吸引人的是“形式”的美丽和新奇。只有在今天，即在改革的条件下，才能克服达到富足的任务和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之间的旧有的对立，而这种共产主义建设的基础则是我们所颂扬的“反资产阶级性”、“反小市民习气”和“反消费至上主义”。
我想，假如没有我们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对我们至今鄙夷不屑地称之为“日常生活琐事”的东西的藐视，斯大林也就不会使党相信推翻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相信可舍弃一切生活享受而空着肚子建设社会主义。
对恩格斯来说具有无可争议价值的东西（这里是指保障一个人的福利），对他的许多俄国后继者来说，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变成了可鄙的小市民习气。一个俄国革命者的悲剧大概在于，他不能在他身边的生活洪流中，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宝贵东西。
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市侩及其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怀有满腔的仇恨，而对我们的宗法制的生活方式及其缓慢节奏和沉闷气氛，也愤愤不满。所以他很难将自己关于不同凡响的、独具一格的未来的理想，同某种积极的、可靠的和现实的东西挂起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