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主要的恐怕还不在这里。从这个角度出发，还不能使斯大林借以为其国内政策辩护的所有原理和所有政治思想都受到批判。这里讲的还是那个问题，即革命胜利后保持党的政治领导稳定性的途径和价值问题，是否允许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先下手为强，用暴力反对可能存在的权力觊觎者，以及所有不愿按斯大林拼凑的政治局的意见思考的人。
为了弄清这一切，首先必须注意列宁逝世后争夺党内统治权的那些人的政治思维特点，舍此则无法理解党解除精神武装的机制，因为这个党曾让一个虐待狂不受惩罚地杀害了千百万人；舍此也不能理解他新建立的全面破坏人性的种种机制。
在“强者彻底胜利”之前，曾经长时间地大声疾呼，号召镇压党内被打垮的反对派运动领导人。例如，早在1924年，П.Б.加米涅夫就曾坚持要求惩治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导人，这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思潮的。我们还记得，仅在此前几年，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就曾经讲过，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千百万人。这是在用质朴的群众语言，传达他那个时代的情绪。而经济学家П.克里茨曼在他的《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代》一书中（该书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暴力的颂歌）提出，应该用牺牲者的数量、破坏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多少和消灭非无产阶级的情况，来衡量革命的道德水平。该书断言，“残酷无情的阶级特性，从社会上消灭剥削者阶级，是发扬崇高道德的源泉，是无产者和一切被剥削者热情澎湃的源泉”。又说，“属于剥削者的阶级烙印，只能开辟通往集中营、监狱之路，再好也不过是让他们住进迁往高楼大厦的无产阶级丢下的破茅舍”。
瞧，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之源。这就是老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许多代表人物容忍斯大林罪行的原因。当然，谁也无法给斯大林洗刷罪孽，不过很多东西是错在那个时代的信念上，即认为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律令。这里边就存在着悲剧性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矛盾，即革命的进步性和革命暴力之间的矛盾。
回忆一下下述情况是适宜的：早在斯大林之前很久，在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捍卫革命的利益已被置于法律和民主的传统观念之上，被置于道德规范之上。例如，Г.В.普列汉诺夫说过：“对现有的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就其本身作抽象的考虑，而必须参照可称之为民主的基本原则的‘SalusPopuliSupremaLex’[9]原则。如果翻译成革命者的语言，这就表示：革命的成功就是最高的法律。假如为了革命的成功而需要暂时限制一下某一条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遇到这种限制就停滞不前便是犯罪……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等阶级的政治权利，就像上等阶级曾经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如果在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民众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那我们就应当极力使之成为长久的议会；而如果选举实际上并不成功，我们就必须努力解散它，而且不要经过两年，最好是过两周就解散。”
这样，远在20世纪初就宣布了一条特殊的革命法规，即特殊的道德，它把“革命的成功”置于一切之上。
托洛茨基只不过向前多迈了一步，因为他不仅把革命的成功置于人民的主权之上，即置于大多数人的主权之上，而且正如他写的那样，也将其置于全人类的规范道德的各项原则之上。遵循这一原则——“革命的成功高于一切”——他论证了镇压不放弃夺权斗争的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和使用先发制人手段事先捍卫业已形成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