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哲学中的和哲学以外的教条主义者自己会改变方针，那是幼稚的。指望他们会自愿放弃他们还掌握的特权和地位，也是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仍然在企图躲过改革时期，可能的话则从其中捞点油水。最主要的是，他们想等到于己有利的时机的到来，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能使他们的愿望得逞。
（泽林 摘译）
В.Г.布罗夫（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主任研究员）：应当客观地反映苏联哲学史
在苏联哲学史中还有一些“空白点”，例如斯大林和布哈林。实际上我们已经根本不讨论“斯大林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题目了。然而这个题目是需要进行科学地研究的。为了对比我要告诉大家，1982年中国出版了介绍斯大林哲学观点的文集，而且很快还要出一本类似的书。
再比如布哈林。他的所有著作都被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给予否定，他的所有观点也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应当有客观的历史主义态度，20世纪20年代，布哈林的书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国外促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通俗知识的传播。
为什么不出版奥伊泽尔曼关于20世纪40～60年代发生的辩论和争论的回忆录呢？
我们对我国的科学史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冷淡态度。П.B.柯普宁和З.B.伊里因科夫在社会主义各国闻名遐迩，但多年来在我国却没有一篇文章在杂志上介绍这两位大学者在苏联哲学发展中的作用。
第二个问题我想谈谈如何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遗产问题。我还记得一个冬天的晚上在武汉大学和那里的哲学家们进行的一次谈话。一位交谈者拿来一张纸，上面写的是：“马克思、恩斯格、列宁是人，不是神。”我想，我们的任务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不是一天到晚总是回顾经典作家的话。然而，今天仍然有人试图将经典作家的话奉为圣经。不久前在一份中央报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它的作者大言不惭地证明，说列宁差不多已经“洞察”到了今天的改革。
从列宁关于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辩证法的论述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不可能存在“绝对的”、不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每个历史形式都是相对真理，它包含绝对真理的成分，但不能归结为绝对真理。然而不久前，多少有点不符合流行观点的思想，还被宣布为“背离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等等。这样，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创造性这个论题就被束之高阁了，因为如果经典作家把什么都预见到了并且写完了，那还有什么发展可言。
应当重新考察一下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性质的辩论材料。1983～1984年，一种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会自动消除对抗性矛盾的观点占了上风。这类观点通常以列宁对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注中的那个著名论点为依据。我认为，我们对列宁的这个公式的解释依旧是非常教条的。试想，如果今天，1987年4月16日我们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否意味着明天，1987年4月17日就不再有对抗性矛盾了呢？我认为，列宁当时讲对抗正在消失，矛盾依然存在，他主要是讲对抗已不再是发展的动力。同时列宁并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某些理论家那样简单化地理解这个问题。对抗性矛盾消失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使今天它们仍会在苏联出现，难道人民群众和蜕化变质分子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至于说这些矛盾今天已不具备过渡时期那样大的规模，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与当时大不相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舒白 译）
C.M.科瓦廖夫（哲学博士、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教授）：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