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认为教条主义哲学是脱离生活的，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恰恰相反，它是根深蒂固的，如个人崇拜、践踏法制、经济停滞、精神道德蜕化等便是它的生命之根。这些社会现象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为它们进行论证、辩护，甚至歌功颂德，这种意识形态还把自己说成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今天，当我们把这些现象老老实实地、公开地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将会受到那些积习已深的教条主义者和对造成我国哲学落后负有责任的人的反对。不信你触动他们之中某个人试试，你马上便会听到他们的反驳，说你给我国整个哲学、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抹黑”。对我国生活和我国哲学的发展，当然不能用一种颜色来描绘。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要知道，教条主义者本人就深陷在黑暗之中，他们为反对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个性而结帮搭伙。
哲学教条主义曾经“热烈地支持”，有时甚至积极促成这种团伙，这伙人肆无忌惮地攻击他人，说他们是“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分子”和“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妄图扼杀哲学中的任何独创性思想；他们曾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而同物理学家、化学家、心理学家等进行过斗争；后来又把扼杀遗传学当作自己进行“不可调和的思想斗争”的主要靶子；他们积极地帮助政治教条主义者和艺术领域中的教条主义者在艺术创作中“推行秩序”；他们不断地“揭露”哲学家和非哲学家是什么“人民的敌人”。恢复正义的工作已经开始（譬如已经有人写了有关K.卢波尔的文章，卢波尔曾与H.И.瓦维洛夫被关在同一牢房），遗憾的是，这种工作基本上不是由哲学家首先做起的。
苏共二十大以后曾经吹过一阵清风，哲学中也曾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想、感情和方针。除了老一辈哲学家之外，还涌现出一些形象鲜明的中年哲学家和青年哲学家。老一辈哲学家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在20世纪30～50年代那种严酷的思想风暴中，保持了自己的创造力和道德信念。
苏共二十大以后，教条主义者的命运如何？教条主义起初处于守势，但他们并没有失掉自己的职称、职务和重要岗位。从上到下，谁都没有追问他们为什么鼓吹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没有追查他们对人们、对科学和文化进行的思想上的摧残，没有追查他们应对哲学多年停滞所负的责任。教条主义者由此而得出结论，他们需要韬晦忍耐，以待时机。果然，几年之后，对教条主义辩护职能的政治需要重新高涨起来。“哲学专家”来吹捧某个个人的需要重新变得急切起来，而他们则毫不迟疑地走上了前台。
哲学教条主义者积极地鼓吹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此后又作了最大、最有害的辩护性的“预言”：许诺“现在”一代人（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他们兴高采烈地宣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后来对勃列日涅夫崇拜的鼓吹，对他们来说已是驾轻就熟、毫不费力的事。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哲学中教条主义势力与反教条主义势力的力量对比，从理论上说可能不利于教条主义。但是应当明确承认：即使有过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停滞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也是悄悄进行的，往往是难于觉察的，但它却耗掉了一些正直哲学家的许多精力和健康，某些人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以后的一些年代，我国哲学中从未消失的好斗的教条主义者，还从许多党的领导人那里得到直接的支持。一些既不具备哲学和社会学方面专业知识，又没有任何责任心的教条主义者，却因此而被任命为哲学所和社会学所的领导。他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的，就是把那些他们怀疑为不忠于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工作、具有反教条主义情绪的人赶出哲学所和社会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