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困难。在这些困难中，包括同对客观状况决定人的发展的庸俗唯物主义理解相联系的教条主义观念。迄今为止，这常常表现为存在对人的“设计”，这种存在没有给个性潜力的自由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留下任何余地。直到现在，具体科学和哲学都偏重于注意某些客观系统——科技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政治系统等——向人提出了什么要求。因此，对人的培养尤其以最大限度地使人适应这些“系统”的要求为目标。然而，最大限度地使人适应现存“系统”的要求，不仅限制了人自身发展的动因和人的创造潜力的实现，而且因减低了人的因素的推动力而束缚了系统本身的发展，这就是发展的现实矛盾。另一方面，反向的运动，也就是这些系统对人的需要、利益、能力的适应，即系统的全面人道主义化，是同样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客观条件的促进作用就会减弱，人的能动性也会降低。
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不能把社会发展客观规律起作用的机制同人的因素的推动力、人的能动性程度、人的自觉性、选择方向、决策和实现决策的手段及方法的正确性割裂开来。此外，关于客观条件在人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较之人在客观条件的建立和改变中所起的作用更具决定性的这种近乎呆板的解释，也是在哲学思维中流传极广的教条。这个教条广泛地渗入了群众的心理，引起一种“在精神上等待坐享其成”的特殊现象。由于在许多方面对社会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物”和“人”的辩证法揭示得不够，出现了在宿命论和唯意志论之间的周期性摇摆。
应该特别谈一下对包括科学、意识形态、哲学的发展在内的社会精神文化发展过程进行国家管理的机制所起的作用。这方面的情况并不像一味正面肯定国家的活动的哲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简单，这个过程是充满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各个时期，特别是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甚至变形，不可能不对哲学的发展和哲学的面貌产生充满矛盾的影响。国家发生的那些变形，曾经是阻碍物质和精神生产发展的机制中最主要的一个环节。对国家政权结构中发生的过程作任何批评都曾是哲学著作的严格“禁忌”，把国家看作理性本原及其有科学根据的力量的绝对体现的黑格尔观点，实质上占了统治地位。在逻辑理念中或许是这样，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原则在实现过程中并不排除矛盾和不同的实现程度。被神圣化了的国家观常常取代以历史和经验材料为依据的哲学研究，这些国家观把现实看得过于简单了。例如，认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同一的，因此国家利益和部门利益也是同一的这样一种观点，直到不久前还被奉为绝对真理。生活证明不是这样，但我们还没有弄清其中复杂的辩证关系。对于哲学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来说，表达国家、部门和社会利益实现的程度和方式是一个尖锐的问题。实际上往往有一种无言的要求，要人们简单地把国家利益奉为至上，使哲学或科学的研究不去论证和证明自己的真理性。这导致政治和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变了形：哲学实质上不加证明地为一切政治决策辩护，而政治也不把哲学当作制定决策时的可靠助手，因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只是为政治决策作注释和进行辩护。
（张凡琪 译）
H.B.莫特罗什洛娃（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部主任）：反对教条主义辩护功能的复活
正直的哲学家今天对这样的事实，即我国哲学明显脱离人民和祖国文化的那些对实际复兴现代人生命活动和精神起重要作用的力量，不能漠然置之。我国哲学家刚刚开始公开地和负责任地讨论这种疾病的表现和原因。我们实际上还没有对我国哲学命运问题作出大胆的分析。时代要求我们显示出勇气，进行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不应受教条和公式的束缚，不应向某个个人、单位或某种局势卑躬屈节、顺从俯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