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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问题领域，教条主义、怯于思考、唯官是从、照本宣科以及“无限的热情和乐观主义”，已经成为哲学思维发展中极其明显的趋势。如果再加上哲学家们自己对哲学思考的理解，那么哲学政论、时论、对现实事件的思考以及哲学对话等销声匿迹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在哲学家自己的理解中，哲学思考不必以经验材料为依据，也不以同现实及对现实的思索的直接沟通为最重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源泉，在他们看来，哲学思考只需与哲学史或诸种具体科学的“思维材料”打交道。哲学家对现实存在的生动研究曾经使经典哲学大为丰富，它过去一直是推动有重大意义的研究工作，使之具有现实性和永恒性的源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开始不再把“重大的意义”理解为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或思考，而是把它理解为尽可能囊括更多作者和问题的多卷本巨著，也就是所谓“从量上”来理解。

目前迫切需要批判教条主义，使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革命精神发扬光大。这一需要的实现不是简单的事情。我不想面面俱到，只想提一些我认为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问题。首先要谈的是“人的问题”目前在哲学中所占的地位。这个问题目前所处的地位不仅与马列主义哲学的人道主义本质不相适应，而且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道主义理想和目的不相适应。在“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问题可以说暂时还以“扬弃的形式”存在，作为抽象的主体和在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产生出来的意识而存在。至于规律和范畴的表述，那么在这种“辩证唯物主义”中，“人的问题”充其量不过是作为事例出现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这里，人或者“消融”在生产力中，或者“消融”在各种同一性中，只是在结尾处才出现了社会和个人相互作用的章节。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人的因素的作用不断增长，人的个性潜力和能动性愈益必不可少，现代哲学应该适应这种情况，更加鲜明地表现出“人的面貌”。人道主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而对哲学重建的要求是对人与世界、自然和人自身的关系的人道主义化的社会要求的反映。目前无论在哲学认识中，还是在各门具体科学认识中，对人的作用和“人的问题”的比重必然要提高的意识正在加强，这是令人欣慰的。

不仅对哲学来说，而且对各门科学的发展来说，这都会改变社会及认识的情境，或许还会创造出新的科学范式和模式，在这种范式和模式中，人将成为优先的和普遍的认识对象，成为优先的和普遍的活动目的。这时，研究的重心可能要从作为客体和“物中之物”的人转到作为主体的人。研究人的创造潜力和能力，以及人的主观力量和通过社会条件使主观力量能动化的途径的领域，将获得特殊的意义。新的范式会改变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对人学的建设性实践观点要得到加强，各门关于人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保护功能”也会提高。人和自然界一样需要保护。正是人和人的福利应该比今天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成为科学效能的现实价值尺度。这些需要使科学的伦理方面的发展、科学进步及其成果应用的道德指向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