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回想起在改革前几年和一位作家兼批评家的谈话，以及这位作家兼批评家对哲学家的严厉指责。我们当时谈到了理想和不断衰落的追求理想的力量。我的这位论敌并不反对理想的科学可证性，他说：“我或许可以同意这些理想的实现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逻辑必然性。但我不愿意在这个被哲学家们如此抽象而无个性地描述的社会中生活，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都太单调、太乏味了。”不管这些责备是多么逆耳，其中确实包含着很多真理的成分。我们那些往往没有经验材料支持的抽象逻辑公式，实际上脱离了丰富多彩、充满矛盾的生活。因此，我们实质上使社会丧失了发展的源泉，更不用说个性了。对统一的这种理解实质上排除了存在和发展的多样性，然而这种理解竟成了一个教条，阻滞思想发展的机制就是由这样一些教条构成的。这再一次证明，哲学思维不仅已开始失去自己的解释性，而且开始失去自己的建设性和现实的价值取向。而没有这一切，哲学很难在科学思维的范围内立足，也很难成为对现实起作用的世界观取向。现在确实出版了不少这样的著作，这些著作简直就像穆斯林在表明自己“无限虔诚”时所发的誓语。
意识到社会哲学思维发展中的危机状况是令人痛苦的，但它对于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哲学摆脱各种教条主义和看风使舵的恶习是完全必要的。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地清理苏联哲学发展中的理论财富，以便确定需要“抛弃哪些遗物”，把哪些遗产发扬光大。近年来哲学文献的数量急剧增长，但文献的数量与其质量、信息量却明显地不相称。连哲学家自己都说：“现在是所有人都在写，但没有一个人在读。”克服这种状况对于哲学认识自身是很重要的。尽管几乎三分之一的副博士论文和博士论文被打入了“亡灵册”，我们仍然远远没有脚踏实地地和批判地思考苏联哲学发展所走过的实际道路。
在此应该指出，我们对“人的因素”在哲学自身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和对该因素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评价一样地不符合实际。结果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情形：所有的外国哲学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但对苏联哲学却不能这么说。假如封面上不署作者的名字，那么我们的许多著作由于被引文和别人的智慧围得风雨不透，根本看不出谁是作者。这实在令人惊异，但我国哲学的这个“顽症”甚至还得到表彰，因为作者“一字不差地”报告和宣传了经典作家的思想，没有丝毫的“自作主张”。个性和鲜明的个体性由此而在哲学著作（谢天谢地，还不是所有的哲学著作！）中销声匿迹了。哲学自身发展中的“人的因素”获得了抽象而无个性的特征，在社会哲学中尤其如此，因为在社会哲学领域犯错误或“堕入”某种“主义”的危险比哲学的其他领域大得多。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的“大脑”多年来已经从哲学科学最尖锐热烈的地段“流失”到了最抽象、最远离当代事件的领域。多年来我们没有苏联哲学文选，出版人物传记也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应该为谁“作传”，根据什么原则评价“贡献”，这不是偶然的。人们通常只注重官衔或“学衔”，但它们并非总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成就和哲学研究中人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