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对抗性矛盾存在的可能性，甚至使我们自愿放弃了研究这个问题的手段。我们目前正在建立一些与资本家合营的企业，难道由于是与我们合营，资本家就会舍弃利润来建立这些企业吗？难道资本家会剥削我们的劳动力但却不获取价值吗？这里真的没有问题吗？难道在我们这个早已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会出现问题吗？我们哲学家应该准备去说明，我们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极端的措施。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制造必需的技术设备、学习有效的管理等，我们不得不花钱应付资本家，允许他们剥削一部分工人。我们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不幸。说到底这难道不是剥削，不是对抗性矛盾吗？我认为，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的教条主义分子是企图解除我们的武装，使我们无力分析这些迫切的现实问题。
最后，我还想再说几句。苏共二十大的经验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还会不会出现倒退的运动？我觉得这是第三个问题。我们应该分析哪些社会势力阻止了苏联社会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复兴？哪些势力妨碍了二十大提出的那些思想的实现？这些势力不会阻止今天的改革，不想把现在的发展拉向后退吗？必须把这些势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指出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想干什么，目的何在，为达到目的他们正在做什么。
（张凡琪 译）
Л.П.布耶娃（哲学博士、苏联科学院哲学所研究部主任）：哲学的人道化
杂志就哲学界一些尖锐而亟待解决的问题组织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都同哲学在我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哲学与生活及以后发展的前景的联系方式有关。我支持杂志在组织讨论时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社会哲学在注释和宣传经典命题的框子里待得太久了，恭维和适应现有存在形式的倾向在哲学家本人身上发展得太厉害了。现实社会过程一年比一年尖锐，而哲学提出和分析问题的水平却明显地跟不上，这是哲学发展中的怪事。的确，近年来社会的精神生活活跃起来了，人们道出了不少有趣的思想，提出了许多问题，然而这些思想和问题至今没有找到自己的理论形式，也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证。假如我们陷入“钟摆式的心理”，从不久前对我国哲学较之过去和以后的所有各种哲学的优点、成就的盲目赞美，走到另一个极端——同样盲目的自我菲薄——也是错误的。应该说我们的哲学著作已指出了重建和净化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指出了理想和现实、言语和实际、决策和决策的实现之间积累起来的矛盾，以及重建哲学自身的需要。但是，人们提出问题时的尖锐程度和不妥协性往往与已成熟了的现实矛盾的尖锐程度不相适应。由于最复杂的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内心的书刊检查官”，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哲学思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