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内容，不论其形式如何，都不能归结为经验材料，这一点在思维所使用的那些范畴中表现得最清楚。它们是思维必不可少的形式，如果没有它们，即使进行日常经验水平上的思维也不可能。范畴是一些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它们当然不可能来自感性材料。思维范畴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依靠基础科学的革命性发现、以得到清楚表现的形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绵延许多世纪的历史过程。有关范畴的学说，是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能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范畴的认识论研究给予了许多的关注，但是应该指出恩格斯的著作中对因果关系的辩证分析，还有他的建立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唯物主义改造基础上的对具体统一的理解，这种具体统一与作为形式逻辑基本概念之一的抽象统一不同，自身包含着本质性的区别。“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个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72]具体同一概念的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会高。要知道，一方面这里是说个别的东西或特殊的东西与一般的东西的同一，而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同一所内在地固有的差别的重要性，不论这个个别的东西或特殊的东西对一般的东西的态度如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反辩证法地否定偶然性以及把偶然的东西当作自然过程中无足轻重的东西的观念，都提出了有说服力的批评。他引用达尔文的学说，强调：“偶然性推翻人们至今所理解的必然性。关于必然性的迄今的观念失灵。坚持这种观念，就等于把人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和现实相矛盾的任意规定当作规律强加给自然界，因而就等于否定有生命的自然界中的一切内在必然性，等于把偶然性的混沌王国普遍宣布为有生命的自然界的唯一规律。”[73]这一得自达尔文学说的结论，恩格斯是以更为概括的形式表述的，也就是说，它被扩大到一切自然现象上。但是一当恩格斯转而考察社会生活，他对必然性—偶然性关系的理解就开始改变了。现在偶然性已经不再被解释为必然过程得以从中形成的东西，而是被解释为构成这一过程的外表的东西。恩格斯说，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任务在于“透过一切迷乱现象探索这一过程的逐步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74]。断言偶然性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即使说它是一种表面上的客观现实，意味着倒退到了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立场。
怎样解释恩格斯关于偶然性和必然性关系观点的这种改变？我认为，其原因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理论上论证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转变的客观必然性，他们总是把这种必然性解释为排除任何其他历史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带着如此迫切心情的考察使得历史必然性绝对化了，根本背离了辩证法，在对历史必然性的这种理解之下，偶然性不可避免地被贬低为纯粹的表面现象，贬低为看起来有那么回事的东西。因此恩格斯肯定地说：“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75]这样一来，偶然性被解释为表面的、外在的现象。不难明白，从关于偶然性的这种见解出发，是不可能理解统计规律的实质的，而统计规律在现代自然科学中以及在社会科学中，意义极其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