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该学说的哲学基础是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它赋予物质生产以决定性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对历史的唯心主义理解，特别是其自然主义变种，这种理解认为，暴力在人类历史上发挥了主要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基本原则，在这里，他们把这个学说与暴力理论对立起来，将后者看作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观念。“到目前为止，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132]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个观念的依据是著名的历史事实，特别是罗马帝国崩溃时代的那些事实，以及欧洲后来的历史，其主要内容是战争、征服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波旁王朝复辟时代（法国1814～1830年）的历史学家们（梯利、米涅、基佐）的研究评价很高。那些历史学家宣布，对立阶级的产生是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征服的结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夸大征服和暴力的作用，认为这种夸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侵略战争要求有侵略对象的存在，这个对象只能通过劳动、物质生产来制造。因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遍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一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主义的过渡。”[133]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完全不否认事实，但他们强调：“无论什么地方，占领很快就面临结束之日，那时已经没有东西可供占领了，需要转向生产。”[134]因此，从唯物主义对历史的理解出发，暴力理论完全是站不住脚的，它认为社会的历史是由经济之外的因素决定的。经济之外的强迫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仅用暴力来解释这种强迫，而且还用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解释。从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经济强迫替代经济之外的强迫劳动。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但论证经济发展的有限性，而且还证明经济发展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必然要增长。
在以后的几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批判暴力理论。在这方面特别有意义的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问题是，杜林奢望对社会主义进行新的论证，反对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个学说似乎对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估计不足。他写道：“有些最新的社会主义体系……以为政治从属似乎是从经济状态中产生的。”显而易见，杜林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时，企图证明一个原理：“本原的东西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应先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135]按照杜林的理论，私有财产、资本、利润，甚至利息，都是富人对穷人的暴力的结果。恩格斯果断地否定对暴力的这种绝对化，强调对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是“为了提高生产和促进交流——因而是由于经济的原因产生的”[136]。
尽管杜林习惯于把暴力绝对化，但他对暴力的理解是极其片面的。他认为，暴力绝对的恶。因此杜林也谴责革命暴力的权力。文艺复兴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都论证过革命暴力，比如卢梭、马布利。恩格斯在反对杜林的暴力理论时强调革命暴力的伟大历史意义。马克思说，革命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范围内，暴力问题首先和主要地是革命暴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看作是对抗社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这时生产力的进步受到过时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束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