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的大量哲学著作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暴力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的解释问题，占有显著地位。可以说，各个哲学流派的代表在这方面的观点和意见是非常多元的，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真正立场的理解和评价也各不相同。
在对马克思主义暴力理论的解释中可以划分出两种基本倾向，它们具有直接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性质。第一种倾向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这样一种学说，它赞美暴力，把暴力作为决定历史进程的主要动力和创造性因素。按照这种理解，暴力是具有必然规律性和历史必要性的现象，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权形式和社会组织都内在固有的。在这种情况下，暴力是革命运动的目的本身，是阶级斗争和维护政权以及达到一定目的的、得到先验证明的手段。显然，在这样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仿佛是一种反人道的、反道德的学说，是与民主价值和全人类道德规范不相容的。这样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反对者所具有的，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以“暴力否定”现有一切的政治的最初源泉。
第二种倾向是，企图通过把原本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绝对化和庸俗化，通过对这些原理的不够科学的粗俗解释，运用马克思主义遗产来证明，各种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政治和大规模镇压，即便在没有客观必要性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仅从暂时的革命需要和当下政治适宜性出发来看待马克思主义，试图援引马克思主义来证明，只要为了普遍进步和自由的“最高目的”就可以不加限制地运用暴力——这种庸俗化的、狭隘的观点和意向是现代某些为“人民幸福”而战的战士所具有的。他们把暴力看作是改变社会制度的唯一可能和有效的手段，宣扬强行“输出革命”的思想。
不难看出，这两种倾向之间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客观的一致性。两者都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暴力的本质和作用问题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先是创造出一个被完全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的观念，然后对这个人为创造的神话形象要么进行严厉批判，要么加以崇拜。这种方法论态度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借此马克思主义学说要么被变成某种可怕之物，也被用来吓唬俗人，要么被变成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灵丹妙药。
上述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因为它们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它们要么是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不正确理解，要么是对它的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从来没有赋予暴力以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优先作用，没有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阶级斗争的主要目的。这样的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世界观基础和原则相矛盾的，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道德宗旨不相容的。
但正是对这一点，某些理论家企图加以否认，这不仅是由于一系列认识论性质的原因，而且有社会阶级性的原因。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以下说法。按照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A.费德勒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赋予暴力因素以“历史创造者”的作用，认为实现任何社会变革只有一条道路——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社会制度。他写道：“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把暴力加以高尚化的过程，将其作为积极的社会因素——就是‘历史的接生婆’。暴力已经不再是应当避免的东西，不再是应当绝对谴责的恶行，而是人类改造活动的顶点，是阶级斗争的积极目的。”[2]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瓦尔德也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为了证实自己的科学可靠性和历史预测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说号召“强暴历史”和用武装暴力保证历史发展。瓦尔德写道：“暴力和恐怖的语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这种语言是被马克思主义创造出来并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的。”[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