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无宗教时代”或“前宗教时代”的著名观点也可以作类似的评价。我认为，这个观念是把肤浅的、完全是启蒙时代的观念外推到遥远的过去。它的思想脉络是非常清楚的。神学家们断定人们的宗教情感的永恒性。对信仰的激进的批判者企图推翻这个论断，让人们相信，宗教似乎是“剽窃”了业已形成的道德规范、艺术创作技能，歪曲了现有科学知识等。同时，至少有一个事实被忽略了：宗教是掌握现实的“实践的—精神的方法”，从起源上说，“信仰”不能产生行为，在宗教信仰与无知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等等。[30]
宗教的产生是理性的人类（HomoSapiens）生存的必需条件。顺便指出，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有非常坚定的说法。这个说法直到现在也没有被宗教学家理解。马克思认为商品是“统治工人的手段”，“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和它的产物”。在谈论商品时，马克思强调，物对人的这种统治，就是下面的这种关系，即“在宗教的意识形态领域表现出来的关系，主体变成客体，反之亦然”。另外，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坚定的说法，对我们的主题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象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31]
尽管研究宗教起源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些研究只是宗教学问题中不太重要的组成部分，需要按照马克思所预见到的现代意识观念对这些问题进行彻底的重新考察。这些问题是：宗教与神学的关系，大众的意识经验及其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关系，具体的宗教流派对宗教“基本”特征的依赖机制，道德在宗教的基础之外存在的可能性，对最新的神学观念的评价，等等。这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但是，我们要回想一下本文的标题。事实上，马克思关于“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的论断有多少理论依据呢？
就自己的方面而言，马克思是正确的。在几年之内，马克思就快速地经历了从肤浅的、浪漫主义的、具有感情色彩的反抗上帝到理解宗教的社会根源的转变之路，克服了青年黑格尔派把宗教看作是社会之恶的主要原因的观念：“既不是上帝，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才能成为这个控制人的异己的力量。”[32]所以，宗教对于作为研究者的他不再有吸引力。现在，对他而言主要的是分析社会规律，这些规律能够导致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于是他完全沉浸在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之中。当然，无论在《资本论》中，还是在其他著作中，马克思经常提到宗教，但只是在这样一些问题的背景之下，它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家而言是重要的，即首先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
因此，这里就凸显出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马克思勾勒出了对无神论的政治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列宁那里达到了逻辑的终点），无神论轻视宗教的个人的、人学的维度。马克思还勾勒出一个趋势，即拒绝把宗教看作是解决基本的生命意义和存在问题的传统的和流行的手段。然而，宗教的根源和实质，宗教在当代“信息”社会中经久不衰的秘密，宗教在21世纪存在的保证就在这些问题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批判（哲学意义上的“批判”）的结束，宗教还将不止一次地以其各种变形引起我们的惊讶，这只意味着宗教批判的最初几步。因此，大量“永恒的”、根本没有解决（有时原则上是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今天依然困扰宗教学家和哲学家，在世界观混乱和无序的俄国处境下，它们将具有特殊的迫切性。
（景剑峰 译 张百春 校）
[1] 保尔·霍尔巴赫：《袖珍神学》，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