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发现，我们遇到的是对复杂的联系系统的解释问题，这个系统类似于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本质的时候所遇到的那个系统，在所有明显的和可感的性质之外，商品还表现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东西”的特征。为了说明这种依赖性，马克思引入了行动转换这个特殊概念（或转变了的形式——VervandelteForm）。在此提醒一下，马马尔达什维利专门研究了类似的依赖性系统，即“物品具有了社会关系的属性，并且这些性质又处在与人类活动的联系之外，即完全是自然的”[25] 。他写道，这些转变了的形式，是这样一些虚假物品的构成物，在其中发生着现实联系的脱离和“置换”，这些联系的出现应该归功于某种优先的、尚未分化的实体。“在原始人内容丰富的宗教仪式活动中，以及在社会符号现象和无意识心理符号（梦境、精神神经病等）现象中，也有这样的丰满整体的现象出现（因此是‘重新加工过的’、‘重新改造过的’）。在转变了的形式下所发生的虚假改变问题要比可能的欺骗更加宽泛（欺骗只是个别情况，这种情况在分析宗教的社会作用时是很重要的）。” 因此，转变了的形式的概念在研究社会拜物教、原始的拟人观，以及在分析文化符号系统时，是很富有成效的。[26]
这样就破解了偶像崇拜的奥秘。一个物体获得调节功能根本不是由于其具体的物理性质（颜色、气味、尺寸等）。这些性质被理解为超自然的，仅仅是因为它们成了社会关系和联系的符号、替代物。在这里，这些性质不是社会力量表现的形式，它们本身没有任何社会性。它们是由于一定的生活条件、传统、经济形式而成为社会活动符号的。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对前万物有灵论、拜物教、万物有灵论及其他理论，通过使它们摆脱习以为常的在“客体—主体”、“事物—观念”、“知识—无知”、“确信—怀疑”等范畴框架内的启蒙性解释，而对它们人所共知的观点的得失作出相当可靠的评价。
但是，已经清楚的是，对宗教的理性主义批判的其他原理也需要重新考察，这些原理构成了这种批判特有的承重结构，至今远未消除。我现在只举两个例子：宗教（崇拜）的实践方面对一般的世界观公设的依赖性；关于所谓无宗教时代的观点。
我提请大家注意有关该问题的一个简单论断。“宗教是支配人们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歪曲的、虚幻的反映。野蛮人赋予它们以超自然力量，企图用符咒、仪式、巫术来影响这些事物。”[27] 这份纲要（信仰产生崇拜）是被普遍认可的：宗教——首先是意识形态，即对存在的终极基础的观念、观点和解释系统，崇拜行为则“只和意识形态相关或者必然地来源于意识形态”[28]。最后，在新修订的课本里我可以读到：“……宗教是幻想，即臆造，是关于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的观念。”然后，作为宗教要素而指出这样一些宗教行为——“信徒们试图影响超自然物，使之符合自己的意愿”，作为宗教的认识论根源，这里提到的“人们认识能力的不发达”，“人们知识上的严重不足”，以及“不善于抽象思维”[29] ，所有这一切都是如下观点的带点现代意味的方案，这些观点把宗教等同于无知和缺乏教育，把宗教看作是对人的正常情感的非常可惜的（或者是有意炮制的）“歪曲”和“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