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世纪以来最为流行的始终是“欺骗”理论，该理论形象地表达在中世纪“傻瓜和牧师”相遇的寓言故事里：宗教是无知和伪善的产物，是某种精神的污染，“教士和暴君”恶意地将其带入健康的社会，因此必然“歪曲”自然的情感和习俗，瓦解人的自由思想。这些“教士和暴君”感兴趣的是利用上帝的名义使自己对普通轻信的大众的统治神圣化。比如伏尔泰就声明，基督教建立在“由最卑鄙的败类制造的最卑劣的欺骗之网”的基础上。霍尔巴赫重复他的思想说：“僧侣形成了教会；教会建立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宗教是教会的创造物，离开教会就没有上帝和圣灵存在的余地。”[9]
宗教批评家们本着这个精神解释了对超自然的东西的信仰的产生。他们描绘了一位求知欲强烈却又无知的野蛮人的形象（按照卢梭的说法，“披着兽皮的哲学家”），他没有能力解释那些令人生畏的自然现象，认为它们是由想象中的超自然力量和存在物制造的，企图借助特定的宗教礼仪和仪式来预防它们的破坏作用。崇拜就这样产生了，这是宗教的实践方面。同样是这个模型，也可以用心理学语言来描绘：令人生畏的自然力量引起了人的恐惧、害怕的感觉，于是他就渴望借助特定的宗教仪式来影响它们。
费尔巴哈继承了这一传统，尽管他也认为下述观念是肤浅的，即对上帝的信仰似乎是欺骗的结果（不过，这一思想已被康德和黑格尔详尽地阐发了）。他认为，宗教产生于人们在他们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面前所感到的那种无力感和依赖感。他们没有办法在实际上制服这些力量，就在幻想中，在对超自然力量的帮助的虚幻的希望中寻找出路：“……上帝就是人想要成为的东西。”[10]因此，上帝观念的产生是由于人把自己的体验“异化”了，赋予它们以独立的、超自然的存在物和力量的形式。费尔巴哈写道：“无限的或属神的本质，就是人的精神本质；但是，这个精神本质被从人里面分离出来，被表象成为一个独立的存在者。”[11]被表象为始因，人和整个世界的创造者。马克思首先对这种人学立场进行了驳斥：由于社会生活就其实质而言是实践的，那么被费尔巴哈当作自己观念的基础的“宗教情感”不是自然的（原初的）产物，而是社会的（派生性的）产物，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能理解它，即从把抽象的、孤立的人仅仅看作是受制于“自然束缚”的人们的“类”的代表过渡到把人当作个体来分析，该个体隶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
这些论述已经能够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在把宗教“归结为”人间的基础和从人间基础中推导出宗教之间所作的区分的含义。费尔巴哈确信：“在宗教之本质及意识中存在着的，不外就是一般地在人之本质以及人关于自身和世界的意识中所存在着的。宗教并没有独自的、特殊的内容。”[12]马克思反驳道，不对，这种立场在原则上是不正确的。“尘世”与“天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镜子式的、可以相互归约的：宗教的现实尘世的机制、基础和根源不能够反映在宗教观念里，因此不能反映在向信徒映射的天国世界里。所以，把天国归结到尘世并不能使人看见和解释这些根源。揭示宗教观念形成的复杂的、多层次的机制，以此为基础评价这些观念的社会阶级作用，这就是马克思宗教观的核心之点，他认为宗教是发展中的社会整体的历史上合乎规律的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不但有反映的、“反映着”某种东西的特征，而且可以说还具有存在的特征，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环节”。马克思把“唯一唯物主义的，因此是唯一科学的方法”的角色赋予给了这个立场。[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