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马克思在1843年年底写的一句话[5]，这个说法可以成为我们思考他为宗教理解所作的实际贡献的出发点。一般地说，对政客们而言这是自然的，他们认为马克思首先是自己的“领袖”，是暴力革命的思想家，而且，这个思想家是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方案中来理解的。关于马克思的无神论遗产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尽管马克思没有留下专门分析宗教的著作，但对许多人而言，这个主题变成了马克思的“商标（trademark）”了。对启蒙运动而言是老生常谈的隐喻“宗教是人们的鸦片”成了一个标志，顺便插一句，这个隐喻马克思只用过一次，而且是在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6]。当年我曾写过一本大部头的书[7]，在该书中我尝试批判性地解读马克思那些与宗教有关的文本。关于其中的一些结论（主要是关于宗教的起源问题），我在这里要提及一下，当然是极其简明扼要地提及，因此必然是在简化的形式上提及。
具有实质意义的不是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勇敢地揭露宗教，17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们针对“神圣的瘟疫”表现得更为激烈。重要的是关于宗教的论断形成的艺术。在这里，《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是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在这部著作里表述了马克思关于意识和意识形态学说的前提，这些前提是马克思对哲学的主要贡献。这里首先说的是阐明意识的本体论根源以及对其存在本质的理解。就宗教问题而言，这个方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里就已经清晰地被确定了：“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8]
这个论题是非常著名的。但通常认为，该论题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意义最终就在于与费尔巴哈立场直接“对立的”唯物主义立场的一个要求。结果，在这个论题中所包含的富有启发意义的，以一套极其复杂的工序为前提的纲领可以归结为完全没有内容的绝对命令。其部分原因是，在1845年的春天，这一思想依然是一般的猜测和假说，而且类似的“推导”方式尚未形成。为此需要多年紧张的劳动，这个工作集中在《资本论》（1867）中。
我们在此作个简短的插叙，以便勾勒出马克思之前在欧洲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那种反教权主义和无神论的类型。对宗教和教会的批判经常遇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如何揭示宗教观念在社会上的经久不变的强霸势力？因为这些宗教观念不但与理性标准不相容，而且相反，向理性公开提出挑战。事实上，人类从动物世界中分化出来是制造和使用越来越完善的劳动工具的结果，这些劳动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混乱的自然力量，保证了社会生存和再生产的能力。原来，在这场生死搏斗中产生了特殊的巫术行为（以及逐渐地分化出来的、获得独立性的相应的观念），它们不是指向实际存在的，而是指向想象中的“敌对的”力量。不但认为它们是毫无意义的，而且还是有害的，“毫无出路的”，只是在消耗社会有限的生产力，因此注定要消亡，这样的看法是自然的。然而，对上帝或诸神的信仰伴随着所有民族的历史，就是在现代世界，也是非常稳定的。该如何解释这一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