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即在我国社会生活的转折关头，若想认清苏联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若想为净化我国的精神环境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就要重新探讨下述问题：什么是哲学？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它可能和应当如何发展？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哲学（至少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科学。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而且不只是在教科书中），辩证唯物主义被定义为“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运动和发展之最一般规律的科学”[2]。而且这些规律被理解成和物理、化学或生物学规律十分类似的规律，尽管哲学所研究的规律和具体科学规律有所不同，但它们却被说成有更大的共性，或如人们所说，有更大的普遍性：“哲学的对象是‘世界——人’系统中最普遍的东西。”[3]就像具体科学能揭示某一现象领域的客观规律一样，哲学也能发现对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的一切领域来说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规律。正是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在绝大多数苏联哲学家的头脑中，在社会意识中，最重要的是在各级领导者的意识中，占据着支配地位。而哲学研究的组织工作及其研究成果的发表，主要就取决于这些领导者。
哲学研究机构被纳入科学院系统，它们的工作制度也依照任何一个科学研究机构的活动准则来加以制定。……哲学家们的工作到现在为止都组织得与科学工作十分相似。例如，他们这样表述研究的题目或问题：说明善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是自由，什么是科学理性的本质，等等。划拨资金，规划出必要的时间并等待获得相应的“成果”。大概每个哲学家都明白，这样做是任何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都不会获得的。最后是出版一本例行公事式的、毫无特色令人乏味的书，而这本书不论是对科学还是对哲学，都没有任何价值。
把我们的哲学和科学混为一谈，我认为会给哲学带来不小的损失。例如，要求苏联哲学家只讲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而柏格森或别尔嘉耶夫，海德格尔或波普尔却可以发表属于他们自己的观点，而且我们要出版他们的著作，虽然书中的观点我们是不赞成的。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哲学家，并不想被人们称为科学家。而我们则是“科学家”，因此，如果我们当中有谁提出某种见解，那么它就应该是真理，是得到集体、学术委员会、各级领导乃至编辑赞同的真理，否则就不予发表。当然，如果谁在科学上发现了雪是白的或发现2加2等于4，那是很容易得到大家赞同的。因为这是真理，而真理是没有民族的、阶级的或任何其他界限的。但这能和哲学观点同日而语吗？其实，如果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而这些规律又早已被黑格尔（或者说被马克思）“发现”了，那么苏联哲学家就只有宣传这些杰出的科学成果的份儿了。我们还能干什么？只能用嫉妒的眼光看着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因为他们还没有落入唯一的“真正科学的”真理的圈套。
我不再赘述将哲学与科学混同起来所造成的各种有害后果。我只想说，这些后果正迫使我们认真思考下述问题：哲学是科学吗？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是！”尽管这里无疑会有各种各样的保留，例如说这是“特殊的”科学，这不仅仅是科学等。但是一般的观点始终不变。我则想作出相反的回答：“不！”并对此加以论证。哲学过去从来不是，现在不是，而且我希望将来也永远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然）。
关于划界标准。对“相同”所作的规定大概可以一直追溯到莱布尼茨，根据这一规定，如果有两个事物，其中之一的全部属性同时又是另一个事物的属性，反之亦然，那么它们就是相同的。我想指出，哲学不具备科学的某些特点，因此科学和哲学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