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制
欧阳永叔有言：“九卿百司，任一职之责。宰相谏官，任天下之责。”天下得失，生民利病，社稷安危所系，独宰相可行之，谏官可言之耳。士不得为宰相，必为谏官。谏官虽卑，与宰相等。与天子商可否者，宰相也。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由是观之，谏官之关系天下，讵不重如宰相乎？虽然，此犹就宋制言之耳。宰相自行宰相之道，谏官自行谏官之言，初非合而一之也。若夫唐制，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则诚同舟共济之良法焉。此制始于贞观元年。当是时，英明之主，纳谏更非于上，王魏大臣，竭忠补阙于下。为谏官者，既仰见宫庭无所忌讳，又渐染王魏直言敢谏之风，宜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不必令随入阁，待政出如有所失，而后挽之末流，亦可保其于时有济。若后世，则此制诚不可不仿而行之也。夫千古以来之君相，自圣贤英豪而外，中主、庸臣，未有不自护其短而忌小臣之与争名者。一政也，宰相议之于秘阁，天子韪之于深宫，雷厉风行，自以为决然施之而无弊，迄成命既下，谏官始觉其非，然后交章争论，至再至三而不已。在人主自护其短者，必曰：“吾乾纲独揽之君也。宰相所议，吾固斟酌再三而后俞允之。今若从谏官言而改之，是自彰其短，而使天下之庆幸者归功于谏官，而适以成其大名也，吾亦何甘虚己而纳之也？”在宰相自护其短者，亦必曰：“吾秉钧执政之臣也。天子所欲行，吾固思维再四而后赞成之。今若因谏官言而寝之，是彰吾大臣之短，而使百僚之叹服者归美于谏官，而适以树其物望也，吾亦何甘屈己而从之也？”如是，则谏官宰相之不相下，岂非其势然哉？若仿行唐制，谏官随宰相入阁议事，则一政之或失，谏官虽与君相力争终日，而外人无所闻，所谓“英谋密语人不知，左右微闻至尊羡”也。及政出而止于至善，天下亦惟颂君相之功德，而不知受赐予谏官，是以天子不疑，大臣不忌，而谏行言听之美德日益以增。在谏官阴福社稷之功，惟天祖得而昭鉴，可谓潜消祸本于无形也，岂不休哉？贞观、开元两朝，皆以此治致太平，其明效也。蒙于此窃有感焉。王半山安石在下位时，尝奏请仿行此制而未行，及身为宰相，同僚举以为言，半山忽不允，曰：“是又益两参政也。”盖半山好同恶异，既秉大政，行将有所更张，正恐此制行，则转自招沮挠也。厥后，新法之行，举朝争之日力，而半山决行之志乃日益坚。故明道程子云：“此事不得专咎介甫，诸君亦有过焉。”可见当时弊政之行，实由大廷广众之中，万矢丛集，有以激而成之也。向使早仿行唐制，得谏官婉言譬解于秘阁中，则新法必且寝而弗行，而天下后世，竟不知有此一说，岂惟苍生之幸？抑亦半山之幸欤？或曰：“半山不晓事，又执拗，虽得谏官挽之于不闻不睹，亦未敢必其听从。”蒙曰：“不然。方半山初议新法时，苏子由尝避左右而力言其不便，半山为之感动，置之数月而不一言。然则半山之事，诚非不可挽救者矣。”观乎此，不益信唐制之善，可为万世法哉？
论东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