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朱子中和旧说后
朱子《中和说》四篇，盖与张南轩[1]及湖南诸儒往复论辨之书也。其阐发不无偏重，密于内而疏于外，窃虑使人渐入于禅，此固朱子之旧说，而非晚年之定论也。朱子不尝自注乎，曰：“此书非是，但存之以见议论本末耳。”乃后人之推尊是书者，则曰：第一篇，言道体也；第二篇，言性体也；第三篇，合性于心，言工夫也；第四篇，言工夫之究竟处也。今取四篇而合读之。所谓工夫，不过主敬以存仁而已。所谓工夫之究竟处者，亦不过专求涵养未发之中而已，而于所以发皆中节之故未及一言。此非密于内而疏于外，立其体而未求所以达其用乎？是示以涵养在敬，而不示以进学在致知也。是教之敬以直内，而不教之义以方外也。夫佛氏之所以仿佛吾儒者，以其主敬涵养之略同也。而吾儒之所以超迈佛氏者，以其主敬涵养之间，早裕接万事应万变之原，而将以大有为于天下也。厥功维何？穷在物之理，集处物之义而已矣。孟子之言仁也，必举义以并重。孔子之言仁也，亦必寓义于其中。故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中庸》所云未发之中，究与允执厥中之中有别。允执厥中云者，著乎事物而为言也。喜怒哀乐未发之谓中者，不过言情之未动，一毫未有倚著于物，故以中名之耳。其实，工夫效验，关键紧要处，全在发皆中节之和。偶发而中节，虽赤子之一啼一笑，亦具自然合拍之天真。求其毕生之喜怒哀乐，一一发皆中节，其一端又处处发皆中节，此非具时措咸宜之诣，其孰能与于斯？而非本主敬之一心，以精义集义，早裕接万事应万变之原，亦断断难臻斯诣也。盖义者，事之宜也。必精义集义，而后能时措咸宜，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易》曰：“敬义立而德不孤。”至哉言乎，而岂可偏废偏重哉？如遵此中和旧说，徒知主敬以存养未发之中，而且视为工夫之究竟处，不复进求其他，几何而不渐入于禅也。谢上蔡[2]谓敬者，常惺惺之法也。彼佛氏之书，不亦有常惺惺之语乎？是其唤醒此心，亦与吾儒略同也。然吾儒之唤醒此心者，欲其格物致知，而以照注万事万理而无遗也。佛氏则空唤醒在此，无所作为。以明道程子云：“佛氏之学，于‘敬以直内’则有之矣。‘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是故滞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归于恣肆。此佛氏之教所以为隘也。”朱子晚年，亦多辟佛之言，深中窾要，固已置身云霄，不染尘埃矣。特其少壮时，尝出入佛老。大约此说之偏重涵养，而疏于穷理应变，亦由少染佛氏习气，致立言仿佛类之，迄晚年进德，即已自斥其非矣。朝廷之推崇朱子，可谓至矣。然皆取其大醇，而略其小疵。录其晚年至粹之言，而遗其中年未定之论，是则善尊朱子矣。而儒林之浅识者，乃并其未定之论，亦极力推尊，转使诸儒未能心服，甚至众矢丛集于紫阳。岂非不善学者阶之厉耶？当亦为在天之灵所长太息也。
书《船山遗书》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