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多次出现“上帝”这个概念，它有时也被称为“天”，指的是高居于人类之上的具有主宰力量的神。但是从中国文化发展过程来看，宗教意识渐渐淡薄，因此“上帝”的力量也在逐渐削弱。从《诗经》的描述来看，那时候是两种力量并存，一个是祖先，特别是周的开国君主周文王，文王死了之后他的灵魂是跟上帝在一起，跟上帝共同主持人间的事务；另外一个当然是“上帝”（或谓“天”）。而如果从祖先的亡灵与天帝共处来看，人们更信赖的一方不是“上帝”，而是祖先之灵。
我们在《诗经》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德行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干好事，而有时候不作为，有时候他糊里糊涂，有时候又性情不可捉摸。如《大雅·瞻卬》“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填不宁，降此大厉。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贼蟊疾，靡有夷届。罪罟不收，靡有夷瘳”，说的就是：哎呀！仰望老天爷，老天爷不肯好好对待我们，造成了长久的不安宁，降下了如此大的灾难，老百姓都遭受了危害，那些害人虫、坏毛病都没有平定的一天，那些有罪的人不除掉，就永远没有安宁。
老天爷有时候会犯糊涂，如果有“上帝”的话他怎么会容忍世界上这么多的不公平，正如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落实到实用主义，我们对“上帝”对神的依赖是动摇的。
但《诗经》中描述到祖先功业的时候，语气都充满了崇敬。“上帝”可以指责，但对祖宗不可以。我们在《诗经》中不可能看到对祖先的不敬之词，像《大雅》有一组诗分别歌颂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周文王、武王，大略描述了周族从形成到周王朝建立为止的历史，歌颂了这些伟人创业的事迹，表现了周人精神上的自豪与光荣。而《周颂·维天之命》则说，天命运行不已，文王的纯德宏大而显明，它足以安定我们的国家，后人只要好好地继承和实行文王的美德，那么一切都会是美好的。
整个中华文化的特点是宗教意识比较淡薄，在西方人看来可能会觉得很惊讶。我们不是没有宗教，从殷商时代我们就可以看到对“天”的信仰。其实整个周朝都有对天的崇拜和信仰，只是到后来宗教意识越来越薄弱。这个趋势最早就是从《诗经》中体现的，“天”的意志多少被降低了；而对于祖先亡灵的歌颂，它有一种把人的德行放在第一的意味，认为人的因素才是决定性的，更看重人的力量，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地被“上帝”、上天主宰。歌颂文王之灵，也并非是歌颂文王神化的力量，而是他伟大的德性，足以安定邦国。这种变化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来说有很深长的意味。
“美” 与“刺”
这也是中国文学有一个特点，关切政治得失。“美”是赞扬，“刺”是批评，体现在《诗经》中，构成了中国文学的传统。
现在讲文学的政治功能，有些人强调更多的是对官方的赞美。但在《诗经》里面美、刺是并存的，并且刺比较多，把对政治的批评看成是自己的责任，有时候这种批评很强烈，甚至是很严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