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真正的老刑警。1939年，他在冀中老家河间县参加了八路军游击队。1946年张家口解放，他到那里接受了整整一年的专门培训，成为一名公安保卫干部。1949年4月随南下的部队进入南京，就一直在市公安局做刑事侦查工作，破过不少大要案，直到四年前66岁时才离休。
昨天是个星期天，我带着老婆孩子回到父母家，妹妹妹夫他们也来了。晚饭桌上，大家本来都是高高兴兴的，可是说着说着，父亲问起了金陵饭店那些不大不小的盗窃案，气氛就一下子冷了下来。
父亲见了我们兄妹，三句话就会转到工作上。这是他长期担任市公安局副局长养成的习惯，更何况我和妹妹也都是警察，所以家庭聚会时，他总会问起我们的工作。
“你看，你当刑警队长都两年了，也没破过什么像样的案子。是没有案子啊？还是案子在那里破不了啊？听说金陵饭店的盗窃案可是发生好几起了！”父亲虽然离休在家，消息还是很灵通的。
他说得很平静，我听了却字字锥心。
我当刑警队队长之前是派出所所长，这两年前辈们还都把我当作刑侦方面的新手，大一点儿的案子，市局五处就接过去了，我是有劲使不上啊！父亲当年进南京时才29岁，就接二连三地破大案，如今我已36岁，还经常只是协助五处搞些小案子。不用他说，我自己想想也郁闷。
不过破案这件事，光有干劲还不行，还得有悟性。
前几年我在派出所工作时，接手了一个案子。一个钱姓商人到南京来做买卖银元的生意，一个姓谭的人陪他四处转悠。钱某有两万元现金装在随身带的包里，须臾不离。一次，两人到影院看电影，钱某就把那只包放在脚边。看完电影，钱某拎包感觉有异，打开一看，两万元变成了两块砖头。那时人民币面额最大是10元，两万元整整二十捆，重量与两块砖头相等。
钱某立即到派出所报案，并告诉我只有谭某知道他包里有钱。我讯问谭某，他却矢口否认。
我明明知道十有八九是谭某使用了调包计，盗走了现金，但就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找证据。
正好这时父亲作为市公安局的顾问，到各分局巡视疑难案件的侦破工作，听我说起此案，拿起那只包看了一会儿，说：“就从这只包入手！”
我恍然大悟，立即拿着那只包，沿着电影院周围商铺，挨家走访调查。
走进其中一家，女老板一眼认出就是她家的货。根据她对买包女人模样的描述，我马上确定那就是谭某的老婆，遂立即来到谭家。
谭妻见丈夫被派出所扣押，现在又来了警察，心里发虚，不用我多问，就交代了夫妻俩见财起意，用调包计窃取钱某两万元现金的事实。
看着被起获的赃款，谭某只得承认，是他授意老婆去买一只一模一样的包，装入重量相近的砖块，后将钱某诱入影院，趁黑暗之机，由其妻悄悄调包。
谭某本以为做得天衣无缝，自己一直陪在钱某身边，两手空空，就是怀疑到他，也没有证据。想不到父亲从那只包入手，指导我一举破获此案。
此后，我对侦破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有案子脑子就停不下来。
后来在秦淮分局李府巷派出所当所长，辖区内的一些案子，我掂量自己能破，就先破了再说。一来二去，领导干脆把我调到鼓楼当刑警队队长。但是没想到，当了专门破案的刑警队队长以后，破获的案子反而少了。
我躺在**，思绪漫无边际地游**，意识渐渐朦胧……
突然，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
电话是外屋值班桌上的，刑警程翔接完电话，“噔噔噔”跑进来，见我已睁开眼睛，就说：“朱队长，华侨路派出所来电话，金陵饭店有人报案被盗……”
我掀开身上的大衣，翻身起床，看了一下手表，马上就到半夜12点了。
三
又是金陵饭店！这次失主还没有离店，盗窃现场还在，我倒要看看，那里到底有什么鬼？
一出值班室大门，一股冷空气扑面而来，我接连打了两个喷嚏。3月中旬的南京，后半夜还是挺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