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回到了北京，心里却时常想起“3·24”案，因为这是我入警以后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参与调查杀人案件。
时间一年年过去，后来我每次到南京，都会跟鼓楼分局当年一块摸爬滚打的刑警问起它。然而，只要一提“3·24”案，大家原本高高兴兴的神情立刻黯淡下来。这成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如今，水滴石穿，在一茬又一茬民警的努力下，终将凶手捉拿归案，28年的悬案一举告破，我怎能不激动？！
待心情稍稍平静下来后，我从手机里找出一个不常联系的号码，拨了过去：“是老朱吗……”
我因病回京后，朱建国曾让他妹妹来探望过我，后来听说他当了分局副局长、市局刑警支队长，之后又担任副区长、公安分局长。2004年，他还被公安部五局聘为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一直干到2014年。但遗憾的是，无论我到南京，抑或他到北京，我俩居然都参商相违，未能相见。
耳边传来了接听的声音，是老朱！他的声音一点儿没变，还是那股浓浓的南京味。
尽管多年未见，老朱也一下子听出了我的声音：“噢！老杨！！！你好啊，老杨……”
我们先说了一些彼此的近况，然后聊起了“3·24”案。当年，校卫队员在南医教学楼厕所发现一个可疑之人，问他是哪儿的，对方脱口而出：“对过的。”老朱在一次案情分析会上专门提到这个细节，认为应该重视这句话，它很有可能指的是与南医一街之隔的建邺区那一片。如今，凶手正是在建邺区的石鼓路家中被抓获的。
我提起了这件往事，老朱却不愿多谈，只是说：“当时也排查了，不知怎么就没查出来。”
电话粥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老朱发出邀约：“老杨啊！抽空来南京吧，好好聚聚！咱们现在不是都退休了嘛？”
是啊！过去大家都忙，现在都是闲人了，光是在电话里你来我往地聊，我们都觉得不过瘾。从春天等到夏天，夏天一过，新冠肺炎疫情稍有缓解，我就启程去了南京。
抵达南京的那天晚上，我行装甫定，老朱就来宾馆看我。
多年未见，他的身形相貌居然一点儿没变。简单的寒暄之后，他用不容置疑的语气对我说：“这次来南京的活动我来安排，你想见哪个，我来召集。不过，明天白天先带你去转转。”
第二天，他带我参观游览了牛首山、秦淮河。别看我曾在南京待过大半年，这些地方我可都没去过。晚上，他又把好几个我熟悉的老朋友召集到风光旖旎的秦淮河畔，为我接风洗尘。当年的精干刑警，现在大多成了两鬓斑白的老者。多年不见，大家有说不完的话。说来也巧，那天正好“3·24”案凶手被法院判处死刑，回想起当年我们为此案所付出的辛苦、所承受的煎熬，大家不胜唏嘘。
次日，我告诉老朱，我要自己走走。
我第一个去的地方，是大方巷。这是一条北京胡同似的普通小巷，东西长不过五六百米，但是它却是我在南京最熟悉的地方。那时的鼓楼分局就在这条巷子的9号，它是我挂职锻炼十个月的栖身之所。不过，分局现在早已迁往他处，原先院子里的那三座褚红色民国小楼，也被拔地而起的居民楼所替代。
沿着这条喧闹的市井小巷往西走到头，是民国时期公馆集中的区域，那时我常常一走而过，熟视无睹，如今墙上都挂上了铭牌，原来它们过去的主人是薛岳、陈布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