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家没有新的意见,最后我说道:“刚才我和老曹商量了一下,这是个杀人案件,但是案子发生在我们秦淮,我们要配合刑警支队,做好辖区内的排查工作。既然死者是卖**女,我们就先从卖**嫖娼这条线开展调查。
“杀害李彩珠的凶手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在这里给大家初步画个像:第一,他跟李彩珠因嫖娼发生过矛盾或纠纷;第二,他的经济条件不会太好,也就是说没什么钱;第三,很可能是住在中华门附近的。”
三
“4·13”专案组就设在中华门派出所,情况都汇总到那里,所以此后一连几天,我都要到派出所来,看排查工作进展如何。
15日那天下午,我又到派出所那间不大的会议室里听汇报,但是听了半天,也没听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听着听着,我开始有点儿走神儿。
1992年发生在南京医学院的“3·24”案,当时我是鼓楼分局刑警队队长,也是配合五处(刑警支队的前身)做排查工作,可能由于侦查方向不够明确,或者排查不够仔细,此案未能及时侦破。如今,我成了秦淮分局的一把手,辖区内又发生类似的案件,我不能重蹈覆辙,让这个案件也成为悬案。
身边有人在低声议论:“李彩珠的儿子来了,还是个大学生呢!”
我的思绪立刻回到了现实,朝四周打量。
派出所所长见状,马上过来跟我解释说:“是我们通知他来南京办理他母亲后事的,死者只有这一个直系亲属。”
“既然是儿子,那她丈夫呢?”我一边站起身子,一边问所长。
所长说不清楚,随即把我引到他的办公室。
屋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瘦弱年轻人,看到我们进来,有些局促不安。
所长对他说:“小徐,”原来这孩子姓徐,“这是我们朱局长。”
小徐听了更加不知所措。
我让他坐下,问道:“你父亲怎么没来?”
他答:“我父亲前两年因病去世了。”
我感到有些歉然:“哦,你上大学几年了?”
“现在是大四,明年就毕业了。”小徐答道。
“哦,那你的生活费、学费都靠你母亲提供的?”我又问他。
小徐马上回答:“是的。所以我想问问公安领导,我母亲在工作时间遇害,她的单位是不是有经济赔偿?”
听到这话,我心里五味杂陈,好一会儿才说:“你母亲跟你说她在哪儿工作?”
“具体单位没说,就说在一家公司当保洁员。她也不让我多问,每次打电话就是问我考试成绩怎么样?”小徐向我解释。
李彩珠为了供儿子读大学,跑到城里来做这种营生,虽然可耻,却也可怜;现在死于非命,更让人感到可悲。
既然小徐不知道母亲的事,我也没必要告诉他那么多,就转移话题道:“哦,你平时跟你母亲怎么联系的?”
“她有一个手机,一般都是我有事打给她。”
那时手机号码还没有实行实名制,李彩珠有没有手机,手机号码是多少,我们还真不知道。
我想起现场并没有发现李彩珠的手机,就问:“你母亲的手机是什么样的?”
“她买的是个二手诺基亚,黑的。”
我要了李彩珠的手机号码,然后对他说:“你母亲遇害的事,我们正在调查,等有了结果,我们一定会通知你的。现在呢,你还是先把你母亲的遗物取走,回学校读书,好不好?”
说完这些,我又扭头对所长说:“你们给买张火车票,送一下!让小徐早点儿回学校。”
四
送走了李彩珠的儿子,我让专案组把案发现场的照片拿来,一个人在所长办公室一边仔细看,一边把现场呈现出来的几个现象又琢磨了一遍。
地上有三只**,而且其中一只已经打开,但是并没有使用。这说明什么?说明死者是愿意并准备和凶手发生性关系的。但事实上却没有,不但没有,她还遭到击打。这说明凶手根本就没想与她发生性关系,而是另有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