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身为先秦时期的两大显学，儒家和墨家在时间的车轮开进封建时代之后，各自的命运所谓有着天壤之别。
从先秦到汉代短短的近百年间，墨家从显学的高位被打入了学术的冷宫。公元前134年，儒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了。自此，儒家这一原本的显学开始走上了孤独的正统思想之路，墨家这一原本的显学则开始了自己的“隐士”生涯。
墨家不被封建政权所用，是有必然性的。墨家是先秦百家中的特殊者。近代著名的思想家、革命活动家梁启超曾给我们列出先秦文化的六大不足：一为论理逻辑思想缺乏，二为物理学实学缺乏，三为抗论别择之风不存，四为门户主奴之见太深，五为崇古保守之念太重，六为师法家数之界太严。这六点，却恰恰被身为先秦文化一部分的墨家文化给补足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看待：墨家文化是不同于中国先秦文化主流的一个分支。从上一章中关于墨子和墨家思想文化的介绍文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墨家的逻辑学堪称中国古代逻辑之高峰，物理学实学方面的成就也足以让墨家傲视群雄百家。墨家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抗论别择风采的一家，它强调古人经验，但更强调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作为积极的践行派，墨家并没有将经历过多地投注于徒然的门户意气之争，它又有着自己精密的思想体例，并在这个体系之内不计代价地苦心经营。
我们完全可以将梁启超揭露先秦文化不足的六点，当作是对墨家的恰如其分的赞誉之词。既然墨家有如此的优越性，为何会在先秦之后不仅丧失了显学之位，甚至一度无人问津？
一种文化的隐没或复兴，其牵扯面是极其广阔的。对于墨家而言，迫使其从社会的思想高位上颠下，不仅退出了主流文化，乃至出现近两千年的文化中断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墨家的优越性。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对于墨家而言，两千年的冷遇，是一出无法被改变的历史悲剧。
自秦始皇一统中国，到清末中国大门被鸦片和大炮强行开启，这近两千年间，强大的封建专制在中国大地上根深蒂固，并且日益强化，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也依旧拼死挣扎、苟延残喘。墨家是不会见容于任何一个封建政府的。鹤立独行的墨家是辛苦之学的学术派，更是视死如归的行动派。墨子的弟子多数来自民间底层，他们身份不一，却都是有才、有抱负之人。墨者中有学者、有武士、有巧匠、有演说家、有辩论家，他们为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目标而凝结在一起，由此组成了一个紧密的团体。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样的团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乃至军事力量。这是来自民间的为了平民利益而死不旋踵的“敢死队”，更是具备了良好的军事素质和卓越军事技巧的强大队伍！他们有着比儒家更加强烈的悯世情怀和救世心愿，有着可与法家相较的严密理论和严谨作风，有着堪比道家的广博的胸怀和淡薄的情怀，又有着足以与兵家和纵横家抗衡的谋略和才华。墨家他们自食其力，可以独立于统治秩序之外而生存繁衍；他们积极行动，为了理想的实现不惧艰险、不计生死。试问：哪一个封建政权会容许这样的一支力量存在？
墨家在“罢黜百家”中身受重创，带伤沉睡了千年之后，终于在封建统治解体的清末迎来了它的苏醒。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启了近现代史的新篇章，早已失去生命力的封建体制在内外的共同作用下渐渐走到了尽头。当封建的罗网开始破裂，很多受其压制的事物开始显露出了生命力，其中就有墨家文化。
近现代的改革大家和学术大家多有推崇墨家者，梁启超就可以说是致力于墨学复兴大业的第一人。他分别于1904年、1920年和1921年著书《子墨子学说》《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大谈墨家之学，高举复兴墨学大旗。在梁启超眼中，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是“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中国文化向来反对穷兵黩武者，尊重守御自卫的一方，这样的民族特性与墨家“兼爱”“非攻”的理念是分不开的。梁启超进一步认为，墨家的学说对于今后的国家建设和国际关系也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是“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对墨子和墨家的崇敬使他大呼：“千古之大实行家，熟有如子墨子耶？”凭借自身广博的学识和敏锐的时代眼光，梁启超为近现代的墨学复兴推波助澜。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曾应邀为《墨经校释》作序，文中说梁启超关于墨学的诸多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
1997年，中国哲学界的头面刊物《哲学动态》发表了一篇名为《新墨学如何可能？》的文章，是为“现代新墨家”正式提出的开始。“现代新墨家”之所以为“现代”，之所以“新”，还是在于它与时代的契合度。
《新墨学如何可能？》被视为现代新墨家的宣言书，文中谈及了墨学与其他的诸子百家、世界哲学和各种文化、学说之间的关系，以一种并存、包容的态度，企图将墨学作为一门复合的思想，融入多元化的格局之中，实现墨学与其他学派、思想和文化的平等对话。有学者非常看好当代新墨学的社会功用，认为“无论是从现时代，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构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确立，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的现实价值层上，抑或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墨学，墨家学说在建立新的全球社会上，将会比儒学和道家之学可能提供得更多。”
新墨学的倡导者和拥护者们的学术建设也马不停蹄地展开了，用以具体实施他们在宣言书中所拟定的学术工作大纲。
现代新墨家以墨家的“兼爱”，确立现代社会公德。他们认为，儒家的“仁爱”是在默认“爱有差等”的原则下的一种私德，而墨子的“兼爱”则是一种“兼善天下”的公德。“兼爱”学说正是现代社会公德成立的基本价值，它可以为如今的道德重建大业贡献新思路和新方法。
现代墨家将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人类处理人与自然冲突问题的最高原则和原理。人类历史跨入21世纪，我们面临着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灵与肉、文明与文明的五大冲突。依靠自然而生存、发展的人类，不得不承受自己一手造成的环境恶果：自然环境的恶化，世界范围内的气候异常，灾难性的自然灾害的频发……我们必须开始行动，必须从我们的智慧宝库中挑选出最有利的武器，来应对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新墨学推崇“兼相爱，交相利”，希望以此为原则，外加尊崇“天志”、顺应“天意”，并秉持节用、贵俭的原则，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
现代新墨家认为，墨家文化蕴含着与现代人文精神相容的品质，能够给个人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实惠。能力本位观、基本生存观、人道观、平等观、沟通观和教育观，是墨家人文精神的六大基本内涵。主体与互主体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合一，超越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功利性与道义性的统一，以及人文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则是墨家人文精神的五大特征，也是五大特点和优点。我们若将墨家文化作为现代人文精神的生长点，则能够帮助确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建构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和以人为本的现代素质教育观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