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主张性恶论，却也承认性善的可实现性。性之恶是天生的，性之善却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引导而达到的。这后天的努力，在荀子看来，就是礼乐教化。荀子认为，只要圣人能够制定可行的礼乐教化方案，人们就可在此教化之下抵达人性善之境界，是为“性伪合而后天下治”。相比韩非子，荀子的性恶论无疑是乐观、积极的。
韩非子主张性恶论，但没有为我们指出通向性之善的途径。在他看来，“民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众即使会做善事，也只是为外在的形势所迫，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内心存在着什么本有的善义。人性本就好利恶害，人们的行动也就只能根据自身的利害关系，努力地趋利避害，这是毫无成善可言的。韩非子的思想中，不存在一个人性的善之境界，只有一个人人追利避害的现实世界。韩非子的人性论带着些许的消极，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的人性论是超越了人类善恶标准的一种对人性客观、冷静的观照。
尽管性善的引导在韩非子眼中是不存在，韩非子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可以针对性恶而进行的管理活动。明确将“人性恶”理论与社会管理活动相联系，是韩非子的独创。
为了向我们证明社会关系的实质，韩非子为我们剖析了几类典型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在韩非子看来，此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利害关系。“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产男则庆贺，产女则杀害，无非是父母考虑到今后的便宜，为长远的利益作打算的结果。原本最最真切无私的父母、子女的关系，赫然成了一种充斥着算计的功利关系。最亲密的上下两代之间的关系尚是如此，更何况是其他的社会关系了。君臣关系则是功利性最为明显的典型了。在韩非子看来，君臣关系不仅是典型的利害关系的交换，而且其中的利害关系大于其他厉害。君上是这样的心思：“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臣下则是这样的心态：“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以与臣市。”君臣双方根本没有情谊、信任与忠诚可言，任用和效忠都只是一种时刻的算计和相互间的利益交换。
通过解密典型社会关系中的利益本质，韩非子告诉我们：一切社会关系的本质，都是利害关系，自私自利是人性的本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利益，驱使着人们或为人效力，或向人低头，或损人利己，或援助某人，或歌颂某物。这一切的心理和行为都是利益的驱使，没有善恶是非之分。
如果任由人们顺性而为，社会就会因为人人逐利而混乱不堪。因此，统治者需要采取管理措施。那么，要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呢？
在韩非子看来，只有牢牢把握住“利害”，才有可能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由于社会关系的实质就在于“利害”二字，统治者需要把握之，以清晰地解剖纷繁的社会关系，继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
首先，一切管理制度和法令法规，都必须在利害关系的基础上贯彻落实，真正做到令行禁止。针对“好”与“恶”的人情，统治者就可实施赏罚，而“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禁令是法令的基本表现形式，赏罚是最常见和最有效的维护禁令权威性的手段，而赏罚只有和人情的“好”“恶”相结合，才能真正起作用。再者，与禁令相关的赏罚，要做到厚赏重罚，所谓“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重罚立足于人的逐利本性，立足于人趋利避害的心态，能够帮助实现令行禁止，发挥劝善禁恶的效果。
正是因为人人“皆挟自为心也”，“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所以需要统治者以厚赏重罚为手段，以辅助法令的施行，最终实现社会秩序在人人逐利的条件下仍能达到和谐通畅。
君主专制的合时呐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