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法家的文字盛宴
秦王嬴政很是推崇韩非子的著论，不惜动力武力而求一见韩非子真容。因谏秦王先伐赵缓伐韩，韩非子被同出荀子门下的李斯所害，亡身秦狱。在入秦之前，韩非子力求改变韩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多次上书韩王，希望以法制国，以法强国，其主张却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子怀着满腔遗憾与忿恨，便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韩非子的散文风格突出，他善用寓言、比喻来进行说理，文笔锐利、议论透辟。韩非子的散文对后世散文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尤其对汉初政论家的政论文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在韩非子死后，后人搜集他的遗著，加以整理，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了一部名为《韩非子》的书。因此，“韩非子”现有两个解释，一指一个人，即战国末期韩国著名的哲学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二指一本书，即韩非死后，后人搜集、整理其遗作，并加入了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而编成的作品集。《韩非子》是论述韩非子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全书现存55篇，约十余万言，书中大部分为韩非子本人的作品，另有一些他人的相关篇章。自汉代以后，流传的《韩非子》的版本渐渐增多。近代学者陈奇猷先生的《韩非子集释》校注详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是不错的读本，梁启雄先生的《韩子浅解》内容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足见功力之深厚。
在韩非子生活的时代，崇尚“法先王”和“复古”的儒家、墨家是思想界的显学，韩非子的观点却是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他根据当时的社会形势和社会状况，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这四个政策。他还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之后的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治国理念上都深受其学说的影响。书中重点宣扬了韩非子“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是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
韩非子虽死，他的思想却得到了秦皇嬴政的重视和实践，在谋杀他的凶手、曾经的同学李斯手上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实施。李斯最终成为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秦国丞相，嬴政也最终成为了一统中国的千古一帝。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不仅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还为秦之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恶劳而好佚”的人性论
韩非子性恶论思想的形成，与老师荀子的影响密不可分。荀子认为，人生而好利，生而有好恶。人若顺性而为，社会就会充斥争抢，忠信不存。韩非子承袭了荀子的性恶论，持有与老师相近的看法，认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但是，韩非子顺着这人性好利恶害的道路，比荀子走得远得多。
荀子将自利视作人的本性，他看到了人们因顺从自己的自利之心而引发的争夺不止、忠信消亡，但只是由此引导出了人性本恶的结论。人因自利而导致社会秩序和社会道德的不善，这隐隐告诉我们：自利是恶的。荀子只看到了自利之恶，韩非子却更多地将眼光投向了自利之善。
面对人性自利的特点，韩非子一方面并不否认欲利之心会带来危害，另一方面则看到了自利的积极意义。“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韩非子在承认私欲阻碍成事的基础上，又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尽而不望”，明确指出欲望对成事有益。人人“好利恶害”，每个人都有私心、私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合作都是通过“利”来实现的。自利可以给人们带来害处，也可以给人们带来好处，因此，自利本身并没有什么是非善恶之分。
那么，自利的人性要如何被引导向善的方向呢？这正是荀子和韩非子人性论的重大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