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孔子因迫于穷困而从事多种鄙陋的劳动。孔子自己就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成年之后，凭借着出众的学识和礼乐修养，孔子开始陆续担任一些微小的官职，如主管仓库的委吏，主管畜牧的司职吏等。在仕途辗转数十载之后，公元前500年，52岁的孔子由鲁国的中都宰升小司空，后又由小司空升大司寇，兼摄相事。孔子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却为鲁国贵族大家之间的斗争所累，并不能将自己的思想主张真正地实践于鲁国国政。再到后来，由于思想主张不利于贵族集团的利益，孔子渐渐为鲁国朝廷所不容。
鲁国仕途受阻，没有浇灭孔子的从政热情。他打点行囊，离开家乡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他从鲁国出发，带着颜回、子路、冉有、子贡等弟子，先后来到卫国、宋国、齐国、郑国、晋国、陈国、蔡国、楚国等地，向各诸侯君王推行自己的仁政思想。这期间，孔子曾作为家臣依托于多位大夫，却始终没法得到重用。更多的情况下，孔子四处碰壁，屡次被他人拒于门外，甚至一度被困于陈、蔡之间，绝粮7日，并受到卫国人铲除足迹、曹国人砍倒习礼大树的待遇。68岁时，孔子被迎回鲁国，开始了他的晚年生活。
晚年治文 编定“六经”
结束周游，回到鲁国之后，孔子很受国人的尊敬，但依旧处于一种被敬而不被用的境遇。政治上依旧不得志的孔子，开始将精力集中于整理典籍，以及教授门徒。
《春秋》《诗》《书》《礼》《乐》《易》并称“六经”，这六本先秦古籍与孔子的关系及其密切。关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争议一直存在着争议。孔子到底是“六经”的作者还是编者？历代学者文人对于这一问题的探求从未间断。
《国语·楚语上》的记载，楚国大夫申叔时在谈论王室教育所需的教材时，罗列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和《训典》这九部典籍，其中就包括了《春秋》《诗》《礼》和《乐》这“六经”中的四部。申叔时侍奉于楚庄王，活动时间比孔子早出大半个世纪。可见，“六经”并非全是孔子的原创作品，其中某些在孔子之前就广为流传。但是，“六经”的形成，与孔子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史记》有云：“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的史料，加以整理、修订，终于编成影响后世的伟大史书《春秋》。《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间的历史，记载了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重大的历史事件，宣扬了王道思想。
《史记》又载曰：“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汉书·儒林传》也说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孔子因好《易》而相关的众多文献收集、整理，将自己的见解、智慧溶于其中，写成《十翼》。“翼”者，羽翼也。“十翼”即辅助以解释、阐述《易》的意思。《十翼》又称《易传》，因全书共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10篇，而得名《十翼》。《易》的智慧深奥玄虚，《十翼》以孔子的智慧为桥梁，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可以一窥高深智慧的门。
《诗》是我国第一部诗经总集，孔子对《诗》相当重视，他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孔子“删诗说”最早由司马迁提出，后来的史学家班固、经学大师郑玄也都支持这一说法。司马迁通过对《诗经》及孔子的研究考证，认为《诗》原本有三千多首，后经孔子整理，十取其一，最终剩余305首，流传至汉代，被定为儒家经典，遂得《诗经》之名。尽管有欧阳修、程灏、顾炎武等后世大家支持“删诗说”，不认同“删诗说”的阵营中，却也有朱熹、吕祖谦、朱彝尊、王士祯、魏源等大家。孔子是否曾经删诗，已是一个千古公案。
《书》即《尚书》。“尚”者，“上”也，“尚书”即上古之书。《尚书》全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部分，记录了我国上古时代虞、夏、商、周四代君臣的言论和事迹,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是研究上古政治、历史、法律、文学、道德和宗教等的重要史料。《礼》即《仪礼》，又称《士礼》，是记载古代礼仪制度的著作，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仪礼》内容反复，记录了天子、诸侯、士大夫的各种不同的礼。《仪礼》传至汉代，只剩余17篇，以丧、祭、射、乡（御）、冠、昏、朝、聘八者作为“天下之达礼”，是汉代及之后历代礼典制定的重要依据。《乐》即《乐经》，一说其亡于秦朝的焚书，一说亡于汉，又有人说《乐经》就是《周礼·春官宗伯》之《大司乐章》，还有人认为，《乐经》根本不存在，其中以第一种说法为较多人所接受。此三部书都被认为经由孔子改编、修订。
总而言之，无论历史的真相是什么，《春秋》《诗》《书》《礼》《乐》《易》的形成和传播得益于孔子。汉代将此六者作为文人学士必读之书，遂有“六经”之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