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以“道”为基础，树立了“自然主义”的基本精神，主张“无为”和“道法自然”。黄老学派在此基础上，将政治秩序同样归入“自然”的范围，认为制度和文明本身就是“道”的具体表现。由于学黄老之术的人内心平静，不以偏见和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看视外物，他们的生存状态是自由的，不受制于人的，他们因此能够得出“法”是“道”的终极体现这样无瑕疵的观点。慎到就是秦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早年曾“学黄老道德之术”，后来思想主张由道入法，被认为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慎到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他坚决主张“法治”，认为“治国无其法则乱”。为了保证“法制”的顺利施行，他又提倡重“势”。君主只有掌握了权势，人民才会敬畏和顺从，法律的执行才能顺畅进行。慎到还倡导“无为”。他的“无为”具有特殊的涵义，包含了“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无事”的思想，即国君不做事，具体工作要在“事断于法”的前提下让臣下去作，通过调动臣下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才能，达到“事无不治”的目的。
黄老学派在西汉初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和重用，同时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倾向。
汉初的统治者以秦亡为鉴，喜好黄老之术，实行休养生息的“无为”政治，造成了黄老之学盛行的局面。他们改造了先秦的黄老之学，“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形成了儒、道、法三者相互渗透的新的黄老之学。先秦黄老思想并提道、法，并以法为重，不谈儒家之“礼”或“德”。汉初的黄老之学既强调“无为”之“道”，又重视法的作用，同时反复强调“礼”“德”的功用，主张“德刑相济”。在对法律的重视上，汉初黄老之学坚决主张“明法”，既要明立法，又要明执法。鉴于亡秦的烦苛法令，汉初又主张“约法省禁”，以简易的法令和宽平的刑罚来达到安民的目的。
在新的黄老思想的主导之下，汉初的休养生息政策成果显著，安定社会、恢复经济、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目的得以较快达成，并且成就了后世称颂的“文景之治”。黄老学派还对我们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意义重大。它不仅为汉代法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由秦朝的法家法律思想向西汉中期及之后的儒家法律思想的转变发挥了过渡性的桥梁作用，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确立创造了前提。
现代新道家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传统文化需要与时俱进，在保存传统精华的同时适应现实、更好地服务于现实。与此同时，各国的传统文化随着打开的国门走向世界，不同的民族文化相遇，会导致冲突，会产生竞争，却也可以沟通、对话，互补、协作。既留存传统之精华，又与时代同步，有所发展前进，是民族文化在现代得以独立存在并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道家、儒家和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组成部分。汉末魏晋之后，儒释道合流成为风气。儒道释合流，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历史和文化进程。此三者都是塑造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重要因素。其中，儒家、道家是形成于中国本土的思想形态，是中华民族精神生命的最基本组成，是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根系所在。儒道两家因中华民族的存在而存在，因国人思想意识的发展而发展。
道家在今日依旧拥有相当多的追随者，其中有真正出家入教做道士的，也有学习道家思想和武术、养生术等。现代的道教一般被认为是远离尘嚣，潜心修道的世外清净之地。天一教和全真教是现代道教的两大基本派别。天一教创立于汉代，尊奉老子为教祖，信徒称为火居道人，拥有结婚的权利。全真教在南宋时创立，提倡修行“全真”，教徒禁止结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道家已发展成为现代新道家。
现代新道家绝对不是对传统的道家、道教的否定，而是一种继承。但它又不是古代道家的现代翻版，而是一种发展的继承。新道家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相对于老子、庄子等的道家思想而言，拥有形式的新和内容的新。简言之，现代新道家之“新”，在于它有现代意义上的新。
新道家将自己置于世界范围的思想体系之中，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以普世化和普适化为核心目标。世界哲学殿堂中的智慧多种多样，道家既是中国的古老哲学，又是属于世界的智慧财富。道家产生于中国，又在华夏土地上历经了两千多年的发展，道家的一些思想早已成为流淌于中国人身体内的血液。中国人勤劳善良、宽容平和、冷静沉着的民族性格的形成，离不开道家的潜移默化。对于这片有存在基础的土地来说，道家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比跨国界、跨文化的传播要顺畅得多。与此同时，现代新道家也在海外开拓了“市场”，拥有大批的“洋徒弟”。于2007年第一次举办的《道德经》大型国际论坛，以交流和宣扬道家文化为宗旨，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道家代表、道学者和道家爱好者的参与，被海内外媒体誉为“传统与现代的共鸣、思想与文化的盛宴”。
现代道家之所以能够走向世界，在异国他乡收获自己的拥趸，除了它自身难掩的思想光芒，它因时势而变，拥有适合现代社会的思想主张，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基于人和万物都是秉承着同样的道而生化出来的思想根据，道家主张用中道和合的原则来处理自身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由“道”而生，人与人、人与物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人性是同源、同质的。我们要遵循万事万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成就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以及万物的生生不息。以这种原则来看视我们的人际关系，简单说来，就是看人不分贫富贵贱，平等待之的同时，又要积善祛恶，扶弱济贫。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倡导的“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之“损有余而补不足”。将老子的古老智慧现代化，我们可以依次做些什么呢？其实，生活就是我们实践道家思想的广阔舞台，我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的“道家人”。
道家“以清静为治”，主张清心寡欲、济弱救困，反对损人利己。他们提倡中和的原则，以宽容之心看世待物，尊重他人、敬护老幼是道家基本的原则要求。道家中和的原则，又可引出我们今日非常关注的公正原则。对公正原则的坚持和倡导，是历史上道家批判儒家的重要原因。在伦理方面，公正和平等原则的体现，就是防止伦理的异化。在道家眼中，儒家的伦理道德恰恰是反其道而行的。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规范在贯彻到现实生活时，往往会发生异化，由一种社会性的公共规则沦落为少数人的工具和玩具。新道家认为，就现代社会而言，我们仍有顺着古时道家所倡导的“自然”大道，遵循其生而平等的观念，以治疗社会存在的伦理异化。
公正和平等原则贯彻于政治，表现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观。新道家主张将西方的个人权利的观念和以此为基础的保障其“法治”和“自由”秩序观吸收进来，对传统道家的民本观进行改造，使之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用。传统道家推崇以圣王之“无为”以达到“无不为”的完美政治。统治者不干涉百姓的行为，百姓以其高度的“自治”，成就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如此，上之“不治”使下之“自治”成为可能，下之“自治”又造就了整个社会的“不治之治”。“自治”是新道家法制民主的特色，这一民主理想的实现，需要有自由、开放、批判、包容的社会理念，其中以自由为头等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