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孔子改制考》的序言中，就可一窥康有为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推崇。在千余言的序言中，“太平之治，大同乐”就被提及了八九次之多。书中，孔子成为了主张变法的先贤，以变法求“大同”是孔子教义的最高境界。在推崇孔子的变法思想，宣扬大同社会的同时，康有为对当时思想上占据了统治地位的理学进行了大胆的讥讽。他评说理学大师朱熹“多言义而寡言人，知省身寡过而少极民患”，指责程朱理学“蔽于据乱之说，而不知太平大同之义”，只注重宣传纲常教义，禁锢了人们的头脑，而不注意解决实际问题，拯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康有为将程朱理学看成偏安之论，而当今世人的当务之急，就是拨开理学的云雾，使孔子倡导的大同思想重现于世。
《孔子改制考》被称为是一部“火山大喷火”式的理论著作，它的序言集中表达了康有为作书的目的。他提出要以大同社会代替封建专制，这是向封建社会提出的挑战，可谓振聋发聩，令人醍醐灌顶。
康有为在书的正文中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达了民主、自立的思想。康有为认为，“大同”理想要到遥远的太平盛世才能实现，现在为“据乱之世”，只能追求小康，不能言大同。但是，康有为并没有因此而消极地等待，而是主张积极争取，以早日迎来“大同”的曙光。他还在书中热情地称颂民权，认为百姓应该有“自主自立之权”。他曾说：“孟子大义云：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主，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他还有不少直接批评封建君主专制的文章，表达了他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在第17卷《儒政诸子考》中，他说道：“孟子、荀子都认为桀纣非君，汤武非弑，其道理在于：为民贼者，人人皆得而戮之也。”他以次引申开来，说：“见秦王无道，人人皆得而诛之，而陈涉、项羽首先亡秦，可以代秦，是亦一汤、武也。”把陈涉起兵反秦看作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举动。将农民起义的领袖和圣人汤武相提并论，不得不说是一种石破天惊的论调。
言民权、倡“大同”的《孔子改制考》一经刊登，即在封建士大夫的各个阶层间掀起了轩然大波。顽固派视其为洪水猛兽，说它是歪理邪说，指责康有为伪典籍灭圣经，托古论制而乱法律，目无君上，是士林败类、名教罪人。洋务派也对此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君臣之义“与天无极”，而《孔子改制考》却完全抛弃三纲五常，竟鼓吹民权，这是他们完全无法容忍的。张之洞为此职责康有为“忘亲”“忘圣”，有菲薄名教之心。甚至连一些原本与维新派关系很是密切的官员，也由此对康有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曾写道，一次光绪帝让他向康有为索要上书，他说与康有为不相往来，因为从《孔子改制考》中窥见康有为居心叵测，因此不与他相交。
事实表明，尽管《孔子改制考》对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太理想，康有为假借孔子改制的理论为变寻找可以依靠的基础，并唤起民众的注意，转换人心的目的远远没有得到。书中民主、“大同”的理想太过高悬，曲高和寡，非但一般士子难以消化、接受，还引起了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的不满。而从其理论本身来看，有关孔子改制的考证多表现得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不够严密，这容易在儒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引起人们的反感。
承前启后的教育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