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政治密切相关的丰富著述
康有为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涉猎颇广的大家，其作品也涉及了政治、文学、书法等多方面。若以思想家的身份来衡量，当属他有关国家政治的思想史最为有新意、有价值。
康有为阐释自己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作品，可粗分为上书皇帝的“应制式”和“学术式”两类。
在“公车上书”运动中，康有为就曾著万言书，两年后的1897年，德国强占我国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光绪皇帝于1898年1月令他条陈变法意见，他于是呈上了著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随后又进呈自己所著的《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本书。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阐述了“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思想，请求光绪帝实行“全变”。他在这篇奏折中以波兰、埃及、土耳其、缅甸等国为例，论证守旧不变，会使国家面临被分割，甚至危亡的险境，这是世界各国的趋势。当时中国之所以面临危亡，就是因为保守旧法、不知变革。他还以《日本明治变政考》为依托，建议光绪帝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推行新政。在他看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设对策所以征贤才、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是明治维新的三方面要义，为此，光绪帝应尽快宣布维新变法、“诏定国是”，设立“上书所”，准许人民上书，对上书者量才录用，在内廷设制度局，订立各种新章。康有为希望以此三项，实现依靠皇权来推行新政，使维新派参与政权，以及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机构的目的。这次上书，康有为还对派员出国游历、翻译西方书籍、变通科举、制造纸币、收印花税等事项有所提倡和建议，足见他思想之现今。他认为，变法应“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前者是对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的强调，后者则强调和推崇了日本明治维新后所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应诏统筹全局折》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改革的要求，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接受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改革方案，颁布“明定国是”，开始变法。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颁布了数十条诏令，新政内容要为倡办新式企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学校，提倡西学，裁汰冗员，削减旧军，重练海陆军等。这些实际上只是康有为上书主张中的一部分，那些实质是集中王权、摆脱慈禧干政的条目，基本没有得到推行。由于变法的社会基础不牢固，变法会损害上层的利益，而光绪帝权利有限，这场变法最终在慈禧发动的政变中结束。维新变法只维持了103天，并付出了戊戌“六君子”血的代价，除了保留了运动中开设的西方学校，“百日维新”几乎一无所获。
“百日维新”时期，康有为基于变法、宣传的需要，发表了著名的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书中借孔子的权威和儒家思想，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合理性，否定了顽固派恪守祖训、反对变法的理论基础。《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在思想理论上的一大创新，它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为变法运动创造了历史依据，减少了施行变法的阻力。
《孔子改制考》共21卷，集中体现了康有为的政治思想。
“大同”是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孜孜以求的社会政治理想，大同思想是康有为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思想将把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和中国传统的变易哲学观点融为一体，又吸收了《礼运》的“小康”“大同”说，附会公羊三世论，认为人类社会是循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规律发展的，将最终达到“政府皆由民造”，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随着康有为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和列强侵略的加剧，维新以“大同”思想为武器，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疾呼。
